笔心的悲鸣：一只挣扎着哭诉自我的毛笔，由W到C的自我探索之旅，歌曲要学会讲故事过一种抽象又游戏的生活，危险吗？其实穿个衣服，哪有那么多犹豫纠结。自己喜欢、穿着舒服、好看大方，也就够了。
20世纪初，中国的文人墨客们在笔尖上挥洒出一幅幅充满情感和哲理的画卷。其中，一只名为W的小毛笔，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深沉的情感，在中国文坛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W是一只普通的毛笔，被用来书写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它的内心世界并不平静，它经历了一次由W到C的自我探索之旅。这个过程中，W从一个平凡的小角色，逐渐成为了一位具有独立思考和自我发现精神的艺术家。
W经历了从W到C的转变。最初的W，如同一只生活在温润的溪流中的鹅卵石，静静地躺在书桌的一角。它的身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笔杆上的墨色已经微微泛黄，仿佛记录了它的每一次行走和书写。但是，这只鹅卵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原有的活力，反而在时光的沉淀下变得更加坚韧。每一次落笔，它都像是在向世人宣告：“我曾经是那么平凡，但我依然可以在纸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然后，W开始了一场与自我对话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一次，当它在纸上狂野地挥舞着笔杆，书写出一片壮丽的山水画时，它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喜悦。这快乐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它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满足并不能满足它对艺术的渴望。于是，W决定尝试更深层次的艺术创作，如诗词、散文等，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W遇到了许多挑战。在学习新的艺术技巧时，它需要面对的是无数的错误和挫折。每一笔画、每一个句子，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和练习。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W前进的步伐，相反，它们成为了W深化自我认识的动力。每次失败后的反思，每一段文字的修改，都在帮助W成长和提升。
W以W到C的身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探索之旅。它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无论是诗词、散文，还是水墨画，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洞察。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在展现艺术的美，更是W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认知的体现。
W是一只挣扎着哭诉自我的毛笔，由W到C的自我探索之旅，既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也充满了惊喜和收获。这只毛笔的故事，不仅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作，也是我们每个人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重要启示。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不断挑战自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支笔，用笔尖的悲鸣，描绘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由此观之，歌曲的功能是抒情——或喜或悲，或怒或嗔，皆可入乐。
为了抒情，很多创作者直接把“爱”“情”等字眼儿填入歌词——这已经成为当下歌曲创作尤其流行歌曲创作的惯用手法。可是，真正能感动人的作品又有多少？
音乐是流动的语言，而故事则是灵魂的容器。很多歌曲无法打动人心，原因是歌词中空有表达情感的词语，却无法讲述出感动人的故事。
其实，我们的歌曲一直有讲故事的传统。《诗经》的十五国风都是采自各地的民歌，其中有很多讲故事的篇章，为我们保留了两千多年前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的鲜活样貌。比如《卫风·氓》以女子的口吻，讲述其与丈夫从相识到结婚再到被抛弃的过程，也为我们描写了一场古代婚姻悲剧。而《齐风·鸡鸣》全篇以男女对话的形式展开，妻子以“鸡既鸣矣”提醒丈夫早起上朝，丈夫却贪恋床衾，回以“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这首诗歌通过妻子的反复催促和丈夫的懒散应对，生动展现了夫妻之间的互动，反映了古代贵族家庭的生活细节和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诗经》中的那些民歌，旋律早已遗失，但其中的故事流传至今，让我们得以了解两千多年前历史和社会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经》中的那些民歌的生命力正源于其故事性。
从歌曲创作角度看，通过构建一个与主题相关的故事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叙事，可以为歌曲的表情达意提供坚实支撑。同时，通过讲述不同的故事，歌曲能够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带给听众不同的艺术享受。从听众角度看，故事能够增强歌曲的感染力，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故事是情感的依托，有故事的歌曲是充实和丰满的，比起空洞的抒情和板起面孔的说教，更能打动人心。比如，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女儿的口吻，从父亲日记里记录自己童年场景的两段文字谈起，讲述了父亲对自己深沉的爱和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无奈。歌曲将父亲日记里的文字称作“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那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这段充满烟火气的日常故事，成为父女情深的生动注解，所以很多人听了深受感动。
当前讲故事的歌曲并不少，但能讲好故事的却不多。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的问题大量存在。一些歌曲看似信息量很大，但因为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和精雕细琢的耐心，造成歌曲意象混乱，讲述的故事生涩干瘪，流露的情感不痛不痒，无法让听众产生情感共鸣，自然也就无法留得下、传得开。
在歌曲创作中，如何讲故事？“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歌曲中的故事，既可以有原型出处，也可以是作者艺术化的虚构。无论哪一种，故事都应当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心理，道常人想道却未能道，而不能闭门造车、自娱自乐。具体而言，在故事结构上，既可以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完整要素，描述故事发生、经过、结果的全过程，如《歌唱二小放牛郎》；也可以只截取几个片段和场景进行集中渲染，在故事中渗透浓浓的情感，例如《青花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故事讲得好不好，关键看歌曲能否借事抒情、借事喻理，能否触动人心、引发共鸣，能否从故事出发，最终实现情感的震颤和思想的升华。
歌曲的故事性主要是通过歌词体现的。歌曲叙事框架的构建、故事情节的描绘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赖于歌词。要写出有故事性的歌词，创作者得有丰厚的知识储备、饱满的生活阅历，并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在具体创作中，创作者可以学习传统民歌常用的比兴、排比等修辞技巧，也可以借鉴叙事文学常用的隐喻、象征等手法，以含蓄婉约的方式借助故事传情达理。
如今，在算法推荐主导的音乐消费时代，歌曲的叙事能力正成为对抗碎片化、重建情感连接的关键。音乐不再仅是旋律的组合，而成为缝合个体记忆与集体认同、传统基因与现代语境的“叙事织体”。如何跨越时空讲好一个故事？这是当代音乐人应该回答也必须回答的重大命题。
我猜不少小说家都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故事里写的是不是自己？
当一个作者打算开启一次虚构，总要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人称及视角，以适配不同的情节与表达需要，在小说集《挺什么》中，似乎不存在这一步骤。作者统一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而不同篇目中的“我”存在形象与处境的相似性，读完整本书后，所有的“我”汇聚为一个抽象的“我”，这个“我”又和作者本人危险地联结在一起。
我之所以使用“危险”这个词，是因为传统叙事下作者总是要将自己和笔下人物区别开，否则就显得不专业，但鉴于赵挺在《上海动物园》中已经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伟大的文学性’。”他主动弥合了自身与小说人物的差异，将自己定义为“伪作家”，作为读者，我们只好停止在这个问题上打转，直接进入这本书建构的故事宇宙中来。
在这个宇宙中，你随处可以发现游荡者，他们身上具有强烈的无目的性，常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面对具体的生活，并对更遥远的世界充满兴趣。比如在《复活节岛计划》中，人物就自述“我是一名‘神秘世界地区研究者’，专门研究世界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唯一不了解的就是我家周围两公里。”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人生之道，其含义大概是要扎根于现实，设置清晰的目标和人生计划，并为此不断努力，最后通向一种可以为世俗判断的成功或失败，但《挺什么》将这些都消解掉，“生活”变形了，在赵挺笔下呈现出一种模糊性和荒诞意味。
《赤地旅行》中，主人公“我”和朋友贝壳虽然有出发的动作，但却在较短时间内密集经历意外事件，从房子着火亲人去世，到遭遇拖车司机敲诈，再遇到跳楼自杀者、持刀抢劫者，这些情节好似随机发生，打破了读者对世界秩序性的预期，我们由此可以明白这个故事宇宙是超现实的。对于这些可能带有“苦难”色彩的事件，人物竟然在谈论流星雨，讨论如何写好一个关于人鱼的故事。言语和当下拉出遥远的距离，这是一种让人着迷的叙事，好似降下透明玻璃罩，让我们得以与沉重和严肃短暂隔离，放肆一把，轻盈一刻。
这
赵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中的人物，实际上带有忧伤的底色。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被命名为“解离”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的人会感到自己与身体或周围环境产生一种不真实的分离感，仿佛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对应到文学叙事里，很接近加缪的《局外人》。这篇小说有一个十分经典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主人公默尔索似乎对亲人之死表现得无动于衷，死亡事件未曾激起他强烈的情感反应，从基本人性来讲，这显得荒谬，而在《挺什么》中，我嗅到了相似的气息。在《海啸面馆》中，面对奶奶的离世，“那一天深夜，我从沿海公路回来，开心地吃了一只汉堡，之后继续和奶奶告别。我们守夜的时候，除了靠着对奶奶的爱和悲伤以外，还靠着几副扑克牌。”在丧葬中，“我”所观察到的是虔诚的大嬷嬷在念诵中传来呼噜声，而两天过后，妈妈就重新坐上了麻将桌。
这是一种难得的不回避，作者将这些描写出来，并非为了做道德批判，而是在呈现一种生活的原生态。《海啸面馆》中的“我”，在絮语中建构自己与奶奶的情感联结，这份联结毫无伪饰成分，“我”在守夜的庄严时刻去押注赌球，但这不影响“我”想到，“要是奶奶还活着，我就会拿着押赢的钱，穿过幽长的弄堂，排很长的队去给她买最爱的豆酥糖……”由此我们得以拆开人物的轻描淡写，在这份戏谑中窥见真情。“解离”状态通常出现在一个人遭遇重大创伤事件的当下与之后，属于一种自动触发的心理保护机制——请注意，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体验过强烈的情感震动了。假如带着这个设想来看《挺什么》中的主人公们，会发现他们不是对现实无动于衷，更不是情感冷漠，只是选择了一种更适合的方式来应对。人物的情感压缩为一条细小的水流，叙述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沉郁顿挫，也可以举重若轻，赵挺是后者。
忧伤而孤独的人们，头上笼罩着的是什么？《挺什么》中频频出现突然消失的人：《荒芜太平洋》中不再接听电话的老枪，《青年旅馆》中不再回来的冠明哥……他者的出现和消失显得逻辑不明，映射着主人公内心的虚无感，又让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勾连起来，叙事变得更加可疑。不仅如此，在《挺什么》中同样频频出现对危机的暗示，有时候是小行星袭击地球，有时候是外星人来袭。似乎在他的故事宇宙中，人类常常笼罩在某个未知和庞大的威胁中，又因其太过庞大，显得无从抵抗，甚至无人在意——这些超现实的背景下，赵挺所描写的还是真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不完美，甚至不善良。在未名的阴云下，人们依然在生动地活着，而他们正是作者深切体验过外部世界的变化，始终关心着普通人生存境遇时，设下的锚点。
作为读者的我很喜欢《朋克大佛》的叙事形式，贝塔星人与“我”进行了几轮问答，问题是荒谬的，而回答更是牛头不对马嘴，到了故事最后，甚至“我”的被带走和讲述内容毫无关联，这看上去离我们很远，实际上生活中的突变正是如此降临的。故事最后，贝塔星人说“你们分死活，我们不这么分。”这句话直指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是荒谬的，命运如此无常，人和人之间甚至无法有效沟通，那么究竟用什么界定我们对生命的真正参与？我想答案就在谜面上，就是讲述。
在《挺什么》中，不存在人物的强动机、强欲望，也取消掉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的基本叙事结构，人物游荡着，每一天的无聊正是意义本身。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猜是吃饭。吃，贯穿了整本小说集，故事中的人物总对吃饭保持着认真态度，小笼包、馄饨、海鲜面以及更多其它食物，它们无需高端，但不可缺少，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看TVB最耳熟的那句台词一样：“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你饿不饿啊，不如我煮碗面给你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