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痛教训：我以‘一顿打’让妹妹深刻反省，彰显无畏力量与包容亲情的真谛，狄薇薇：特朗普越过纽森“调兵”，美国是否到了复兴“州军”的时候？吴晓求：巴菲特在中国没有地位，在美国有地位个人的表达困境与突破可以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穆旦诗中“带血的手”的拥抱，将个人创伤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象征。曼德拉在27年监禁后走出监狱时，没有呼喊复仇，而是呼吁和解；犹太人在经历大屠杀后，不仅建立了哭墙，更建立了强大的文化复兴。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当无数个体的嘶哑歌唱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中国近代以来，从鲁迅的“呐喊”到巴金的“随想录”，知识分子们正是通过将个人痛苦转化为公共表达，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品格。
标题：忍痛教训：我以“一顿打”让妹妹深刻反省，彰显无畏力量与包容亲情的真谛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承载着父母的教诲和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孩子可能会因为犯错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可能源于对他们的爱、期望以及教育方式的独特理解。近日，一个故事让我深深地反思了父亲如何以“一顿打”的方式教导他的小女儿，展现了无畏的力量与包容的家庭亲情。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女儿，名叫小花。小花在一次家庭聚餐中不小心打破了家里的碗碟，导致了一些食物洒落地上，这让全家人感到非常尴尬。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以严厉的态度批评了小花：“你是那么调皮捣蛋，总是破坏我们的生活，这次又打破碗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浪费，更是一种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父亲的一席话让她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她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行为，并向父母表示诚挚的道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花开始积极改变她的不良习惯。她学会了遵守餐桌规则，不再乱动家中的东西；她学会了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不再随意丢弃食物残渣；她还学会了用实际行动表达歉意，不再故意打破餐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背后，是父亲以“一顿打”这种方式对她深深的教诲和关爱。这一顿打，不仅仅是对小花个人的惩戒，更是对其错误行为的警示，更是对他内在品质的肯定。
在“一顿打”后，小花不仅改变了行为模式，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得感恩、有责任感的人。她的转变过程充满了挑战，但她始终坚守着对父母的承诺，不断努力学习和成长。这个事件让小花明白了，无论犯错与否，只要我们愿意承认错误，接受惩罚，就一定能够改正，而且这样的惩罚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遭受严厉的惩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能否从中吸取教训并付诸实践。父亲的故事告诉我们，以“一顿打”的方式教育孩子，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可以让他们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会理解和包容，最终成为独立、有担当的人。
在此，我要对这位勇敢的父亲表示深深的敬佩。他的忍痛教训让我们看到了无畏的力量和包容的亲情，他的行动体现了他对子女的深沉的爱和无私的付出。作为家长，我们应当借鉴他的教育方式，以更加平等、公正、关爱的方式引导孩子成长，让他们在快乐的成长环境中不断提升自我，成就美好的未来。
“一顿打”虽是一种严厉的惩罚，但它是父爱的体现，是亲情的展现。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无知到成熟的过程，看到了父亲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作为家长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一起努力，用“一顿打”教会孩子们理解和接纳，用爱和包容塑造他们的人生，为他们描绘一幅无畏前行的青春画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这几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针对联邦政府搜捕非法移民行动的抗议示威不断，且局势愈演愈烈：
现场枪响声不时出现，执法人员不断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发文要求“解放”洛杉矶……
如果你和笔者一样，从今年春季就开始关注，那么你就会和我一样认为，6月6日开始在洛杉矶发生的美国人民抗暴运动是瓜熟蒂落、迟早要来、完全符合对本届政府预期的。
据笔者所知，此事是自1957年“小石城事件”和1963年阿拉巴马大学事件之后，60余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因政治分歧（非自然灾害救援等原因）在州长反对下实际夺取州长的国民警卫队指挥权，仅此一项就已经书写了历史。
民权运动时代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然而今天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远非当初可比，美国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例如对兵权分配的设计）或许要真的受到检验了。
事件的复盘
当下事件还在快速演变中，综合各方信息，此次抗暴运动最早的导火索应当是6月6日上午ICE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南侧的时尚区（Fashion District）发动突袭式抓人，遭到大批群众围堵抗议，ICE暴徒用闪光弹袭击和平抗议群众引发众怒，从而导致了蔓延到全城范围、一直延烧至今的反ICE、反联邦群众运动。
就现有情况来看，此次抗暴运动的主体十分复杂，有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有热衷于破坏的无政府主义者，有首当其冲为自己而战的拉美裔、东南亚裔雇工（应该是合法移民与无证偷渡人口都有），还有大量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但并不受任何“组织”控制的青年学生和社区人口等。
除“反ICE”这个共同目标外，运动没有统一组织，表现出一系列不同诉求与破坏发泄的总和特征。一部分传统上对美国警察有极大怨气的“ACAB”（All Cops Are Bad，“所有条子都是坏坯”）抗议者趁机攻击加州和洛杉矶的地方警察，将洛杉矶警察署（LAPD）和加州高速巡逻队（CHP，加州州警）都加入了混战，从而使他们的老板——洛杉矶市长巴斯和加州州长纽森这些“传统白左”政客陷入了有些尴尬、左右为难的状态。
6月7日，美国洛杉矶，抗议者向警方车辆投掷燃烧物。图源：路透社
随着冲突延烧，特朗普本人、他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先后威胁称，如果洛杉矶和加州的民主党当局无法有效镇压抗议活动，联邦将会动用包括加州国民警卫队在内的军事力量“平暴”。尽管遭到纽森强烈的口头抗议，到周六晚间，特朗普仍然正式夺取了纽森对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命令2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进入洛杉矶。赫格塞思甚至威胁将出动彭德尔顿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不属于国民警卫队）。
截至本文写作时（美国当地时间8日下午），加州国民警卫队已进入洛杉矶市中心。
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洛杉矶市中心，在7日晚的移民突袭抗议活动后，抗议者与警方对峙。图自： 视觉中国
洛杉矶自发抗暴运动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洛杉矶这场抗暴运动的扩大有其偶然性，但其发生绝非偶然。
仅在一周前（6月3日星期二），大批全副武装、来自ICE、FBI、IRS（国税局）、DEA（缉毒局）、ATF(烟酒武器爆炸品管理局)等多个联邦执法机构的蒙面人，在明尼苏达州地方警察配合下，开着“反地雷伏击车”突袭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墨西哥卷饼餐厅。这支“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组合不仅没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反而遭到大批当地群众围堵抗议，最终灰溜溜地撤走，没有抓到任何人。
视频：明尼阿波利斯抗暴运动
在更早些（5月30日），离洛杉矶仅一百多公里的圣迭戈“南公园”（South Park），ICE冲进该居民区一家颇受欢迎的餐馆，赶走所有顾客、把餐馆的所有服务员和厨师都戴上手铐，从而立即引发了几乎相同的抗议，然后同样对抗议群众使用了催泪弹，导致抗议群众数量急剧增加，最终把ICE的人轰了出去。
视频：圣迭戈抗暴运动
类似案例层出不穷，这次洛杉矶的事情，只是全美大量预演之后一场人民力量的总爆发。
在美国，由于民间有“良民见官差应当不论有理无理立即投降”的风俗，差佬们普遍恃法而骄，不仅一般不考虑社会影响，特定条件下反而会为了扩大自己本单位的技术性战果（俗称“逼民为匪”）去有意识地“制造升级”。这种思维从高速公路上喜闻乐见的市县警察追车大赛到联邦最高层部署的“中国行动计划”等屡见不鲜。
例如在圣迭戈南公园事件中，ICE就故意选在了一个中产聚居、无任何产业（非法移民工作点）、只有几家饭馆的独栋纯居民区，故意蒙面、便衣、使用无标志的车辆，在周五晚饭时间突袭饭馆，破坏顾客的正常生活；如果这些行动激起了白左中产群众的和平抗议，就将他们暴打一顿乃至发射催泪弹，将非暴力的局势故意激化成暴力对峙，然后利用中产阶级害怕“触法导致阶层跌落”的软弱性将其压下去。
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以来，这种策略在全美各地屡屡得手。
如在南公园事件的仅前一天，佛罗里达州府塔拉哈西的ICE就突袭了一个建筑工地，将除白人老板之外现场的所有工人——显然都是拉美裔无证移民——全部抓走。（根据经验，在佛罗里达热带阳光照耀的户外工地上，纯血白人几乎不可能长期生存而不以皮肤癌告终）
又如，南公园抓捕草草收场的当晚，很可能是同一帮ICE便衣又闯到了圣迭戈中心城区著名旅游点“煤气灯街区”一带的第七大道，几乎完全随机地将一名说西班牙语的卖花女子当街绑走。
视频：就在南公园的行动被社区居民挫败当晚，ICE在圣迭戈主城抓走一名卖花女。
笔者在里指出，特朗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是高度欺软怕硬的。他们本来就没有能力也不敢去抓捕那些非法身份的拉美毒贩和黑帮分子，在鲍曼和米勒等人布置的每日抓人配额重担下，更加不可能在这些危险大、成果小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必然只能大量抓走老实本分尤其是依法按期向自己报告、行踪尽在掌握的洗盘子/踩缝纫机雇工牛马塞责。这些人已经深度嵌入美国的生产生活中，而且总是承担着最繁重、最低贱、最无人问津的工作职能，以至于抓走他们会立即造成社区甚至行业停摆。
J.酒井（J.Sakai）在其1983年首版的著作《定居者：白人无产阶级的神话》（Settlers: The Mythology of the White Proletariat）中提出，（当时更具福利社会特征的）美国不适用孤立的阶级分析，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全世界的剥削阶级，美国白人工人群体本身由于其先辈殖民身份带来的“余荫”，生来就是特权化的劳工贵族，只有美国的殖民地人民才是“真正的底层”和无产阶级。
虽然酒井的理论历来争议很大，但这一理论用于解释目前发生的事情似乎是最符合逻辑的：
通常倾向“白左”自由派理念的中产居民群众（主体为白人）对这些“合法的非法移民”的承认和全美范围内大量的挺身而出自发保护，是他们长期受美国宪法/民权/DEI教育获得的反歧视理念与自身经济利益需求奇妙地合二为一，既符合经济基础，又符合上层建筑；
而特朗普政府根据MAGA“非法移民抢了我工作”幻觉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原教旨，对这些拉美裔牛马进行抓捕，实际上是在随机破坏和挖除美国社会自身，既不符合民权运动以来的美国宪政理念，又扰乱了美国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在破坏话语叙事上的美国社会主体——白人为主、脑力劳动者为主的工人贵族（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体验和经济利益。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对非法移民的滥捕，最终必然会导致今天洛杉矶发生的事情。
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创刊发布于6月10日在线上播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在研讨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比实体经济，特别比高科技企业、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要差很多。
在他看来，资本市场相比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科技水平在全球的影响力相比较，要差了两三个数量级。
吴晓求表示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文化上的原因，中国对资本市场根深蒂固的有一种歧视，文化层面的歧视，觉得你在股票上挣的钱，不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所以，巴菲特在中国没有地位的，在美国有地位。
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在市场上挣的钱，不是办实体企业，文化上的约束，这样一种落后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政策，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规则，慢慢都会体现出来的。
第二，制度的设计，资本市场的违法行为处罚很差，很弱，不认为这个违法行为多么严重。如果骗取银行贷款，在ATM里面多拿一万元，要判5-10年的徒刑，搞非法募资和非法募集，搞金融诈骗，500万估计要判20年，如果搞过亿就要判死刑和死缓。在这个市场上进行欺诈上市，过去的法律就是判三年缓三年，罚款一般情况下是50万，现在涨到了300万。
“从罚的角度来看，市场违规违法是很轻的，这也是反映了内心深处的影响，这体现在法律的设计上。所以，在中国要发展资本市场，必须要严刑，但这是非常难的，要修改刑法，包括证券法和公司法，都得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说。
第三，对市场的认知是不正确的，这个市场的历史起点是融资，但是这个市场真正要发展起来不是融资，一定是投资，一定是市场的资产有风险收益率，有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风险溢价，这个风险溢价是能得到的。
“但是在中国市场没有，因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融资的市场，融完资以后就结束了，不认为这个对投资者的回报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融资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给实体经济服务，这计划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资本市场要为投资者服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