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涩涩网站:海量资源一键下载与便捷体验的探索者指南关键问题的本质,是否值得更深刻的讨论?,复杂议题的探讨,能否引导我们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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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马兵(评论家,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对谈嘉宾:
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玉栋(作家,山东作协副主席)
来颖燕(评论家,《上海文学》副主编)
颜炼军(评论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月斌(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苏辛(作家)
读者与属于自己的经典,是互相激发和成全的共存项
马兵:经典阅读存在着代际偏差的现象,“五〇后”之前的作家谈论的多是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对自己的影响,而从“六〇后”开始,作家们讨论的更多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影响。这当然和时代语境有关。那在您的经典阅读中,有没有类似的偏向?
李浩:我喜欢文字里的“智识”,它让我着迷。我不迷恋故事,但迷恋故事所能曲折透射的、难以言说的那部分东西。甚至,我现在觉得,现代以来好的语言是由文字中的智识和作家的艺术敏锐共同铸就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文字,里面一定包含着多重的、丰富的滋味和褶皱,一定会有“言犹未尽”,一定会有哲思和哲思抵达不了的微点……现实主义的小说在智识方面往往让我不够满足,那种对日常生活的乐道也是我没兴趣的,这是我不准备修正的偏见,没办法,我要把它带入坟墓。
好的小说,应当能够对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和生活提出警告,能够让我们完成智力博弈,能够不断地激发和启示我们。而这,恰恰是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所难以达至的。但我,对像福克纳那样的现实主义,海明威那样的现实主义,福楼拜那样的现实主义,以及门罗、奥康纳、海尔曼那样的现实主义,是有强烈好感的。他们教给我很多。而我在小说课的技术讲述中,也多以现实主义为基础。
我还是想强调“螺旋上升”。我相信多个世纪之后,“现实主义”还会成为某种主潮,但它不是我们原教旨的现实主义,绝不是。
来颖燕:本雅明在《柏林纪事》里写道:“一旦有人展开记忆之扇,便再难穷尽折痕间的奥秘。”我相信,阅读经典的经历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是这样的记忆之扇。因为真正的经典具有延展性,这种延展性与读者的人生阅历同处于一个坐标体系。
余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曾做过一次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稿被起了一个吸睛的名字:《鲁迅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但如果耐心听完余华的讲述,会知道,这“讨厌过”的“过”字中暗藏欲扬先抑的法门——余华用自己的过去式演绎了经典的延展性。在余华的少时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直到他自己也成为作家后,机缘巧合地重读了鲁迅作品,才彻底重置了他的看法。因为他彼时彼刻的经历,不论是写作的还是人生的,让他终于意识到鲁迅作品是一片何等幽深而玄妙的密林。用余华的话来说:“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据说,在听完余华的这席话后,在场的奥斯陆大学的一名教授走上前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这个走上前来的身形里交叠着许多个“我们”的背影,是这则轶事里令人感慨的编外。
卡尔维诺曾专门撰文《为什么读经典》,其中罗列了对于经典的十四条定义,对照余华、那位教授以及许多个“我们”常会坠入的桎梏,有一条十分恰切,“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你以后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这看似是对经典的稳固定义,实质上睿智地将其置入了一种见仁见智的相对化境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经典当然可以被概括出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更有着各自不可通约的个性,有待不同的人去读取,去领悟,去适配。所以哈罗德·布鲁姆会说,读莎士比亚的过程,是我们先找来莎士比亚,然后等着莎士比亚来找我们——莎士比亚读你远比你读他更充分。生活之轮滚滚向前,我们的心性随之慢慢呈现,我们最不了解的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因此“莎士比亚”们才会不断地激发出我们身上那些被遮蔽和被压抑的部分。读者与属于自己的经典,是互相激发和成全的共存项。
王苏辛:我是深受现代派小说影响的写作者,无论是现代派美术,还是戈达尔等新浪潮导演的风格化,这些视听语言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文字是艺术,因而它的结构、建造过程,都构成主题的一部分,且十分重要。当我渐渐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之后,我的怎么写也在发生变化。直接去面对书写对象,推进精神变化,对我来说比推进故事本身的发展更具吸引力,且这就是我追求的故事性。叙事的动力就是时间,而时间是唯一的人。
马兵:在您的经典书单中,最早的一部作品是什么?为何会选择它?
来颖燕:如果要我回忆自己最初读的是哪部经典,没有犹豫,一定是卡尔维诺编选的《意大利童话》,它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的阅读经历,并且延绵至今,从未离开。比起其他童话类作品,《意大利童话》不似《安徒生童话》那样唯美哀伤,也不似《格林童话》那样深幽甚至可怖,但是它充满了各种离奇和不可思议,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一种杂乱的野性之美。年纪渐长后,我意识到幼时感知到的那种杂乱,应该是一种生猛的生命力;或者如托尔金所言,童话具有逃离、慰藉和恢复的功能,能让我们在一个奇境中见出既往的习焉不察。直到大学时期我开始阅读并爱上卡尔维诺的作品后,我才注意他竟是《意大利童话》的编选者。我因此重新打开泛黄的书页找到他写的序言,这是我少时会自动屏蔽的部分,但再读,其中有一句一下子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会从小迷恋这些故事——“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这些民间故事是男人和女人潜在命运的记录”。
刘玉栋:我的经典书单中,最早的一部作品当然是《鲁迅小说集》。即便是现在,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拿过《鲁迅小说集》读两篇。鲁迅的小说确实吸引着我,因为每次读,总能在其中得到启发,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矿藏,无比丰富。比如鲁迅的语言,我们大都知道“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但好多人并不知道《孤独者》中那句:“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
马兵:那最晚的一部呢?又如何理解它的经典性?
李浩:我的书还没有读完,说“最晚的一部”也只能是局限于这个时段之前的。我可能会选择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的孩子》作为晚近的一部,它饱满地具有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三个标准,即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它也符合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诸多标准。我把它看作经典,是因为:一、它具有饱满、丰沛的创造力,具有经典的一切气息同时又有“灾变性”,有对文学“前所未有”的补充;二、“复眼式写作”,萨尔曼·鲁西迪开创了一种几乎全新的写作方式,终于让一部小说可以茂盛如枝繁叶茂的“百科全书”,同时始终保持着诗性的魅力;三、他对知识的运用同样是开创性的,那种对“准确”重新赋予的能力令人惊艳;四、它的深入、深刻也近乎是前所未有,在我的视野中唯一可与之一较高下的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而萨尔曼·鲁西迪似乎更丰厚些,更有思想冲撞力一些。在这里需要特别说一句,在真诚和正确之间,萨尔曼·鲁西迪往往会选择站在真诚一边,这也是对我有大启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