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小系列高清合集,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亚洲风情!,百岁书翁江澄波逝世,他用一生守护古籍善本|逝者写作是无声的言说,是清晨的冥想|六月非虚构短故事招募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该石窟平时被淹没在水库中,只有水库水位下降才会显露出来,石窟内部高度在2米左右,在一面石壁正中间是一尊主佛,在石窟内壁四周密密麻麻雕刻着很多小佛,由于佛洞常年被淹没在水下,洞内的很多佛像已被腐蚀,不少佛像的首部已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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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泰国美食之旅”这部作品犹如人间烟火,展现了泰国人民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还是繁华都市中的高档餐厅,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地品尝到了正宗的泰式佳肴。而“埃及金字塔探险记”则以震撼人心的场景和细致入微的人物描绘,带领我们近距离接触古埃及文明的魅力,感受到那千年历史的厚重沉淀和神秘气息。电影《日本神话传说》让我们领略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源氏家族、樱花盛开、武士道精神等,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日本动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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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澄波于1926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经营古旧书籍的家庭。他自幼便在浓厚的书香熏陶下研习版本目录学与古籍修复技艺。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于1899年创立了文学山房旧书店,这家书店历经三个世纪的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从16岁起,江澄波便投身于古籍旧书的世界,深厚的家学渊源与数十年如一日的实践,铸就了他一身辨伪存真的本领。他在古籍鉴别修复和版本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被业界尊称为“旧书业的活字典”,著有《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等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文学山房与其他四家书店合并后,江澄波也从未停止对古籍的守护。他与志同道合者携手抢救了大批珍贵的善本古籍。2001年,退休后的江澄波重新恢复了“文学山房”的字号,再次投身于访书、购书、修书之中,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在回忆录《书船长载江南月》的自序中,江澄波先生写道:“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
下文经古吴轩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江澄波口述,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以作纪念。
《书船长载江南月》
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古吴轩出版社
2022年11月
江澄波(1926-2025)。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从山塘街到护龙街
江氏我们这一支,祖籍浙江湖州织里镇。清朝咸丰年间,兵火四起,我的曾祖椿山先生不得已逃难离乡。他那时年方弱冠,背着简单的行囊,搭船走水路来到苏州阊门,在城门口的扫叶山房找了个活计谋生。
扫叶山房是苏州席氏家族的产业,藏书、刻书、售书,历史悠久。说起来,扫叶山房在清代书林史上较为灿烂。
同治初,当时的扫叶山房主人席威把扫叶山房总部迁往上海,逐渐经营新书。而苏州的扫叶山房成了分店,实际主事者是吴县人朱记荣。
朱记荣也是位藏书家,精于校勘。他的藏书室称“槐庐”“行素草堂”。我曾祖在店里做事,自然学到了不少本事。只是曾祖不过小小伙计,工资微薄,年逾四十,才娶妻成家。夫人刘氏,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祖母娘家在山塘街八字桥,扫叶山房距此不远,所以曾祖选了八字桥西街一处房屋租赁定居,两下里都十分便利。
光绪七年(1881),贫寒的江家添了一子,名如礼,小名宝泉,这就是我的祖父。光绪二十年(1894),曾祖把我祖父送到浙江嘉兴孩儿桥的一家旧书铺学艺——在老辈人看来,孩子请别人来管,是比较好的。
初到嘉兴的店里时,祖父才十三岁。承家训,祖父刻苦学艺,至诚待人,勤俭持重。听祖父说,曾祖送他去学艺之前,曾将他的衣裤口袋悉数拆去。因为我们是做古书生意的,而古人窃书就和这衣服口袋有关系。比如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朝臣藏在衣服内陆续偷出的,一万余册的大书,到乾隆时丢了三千多册,到清末时丢失大半。在这种风气下,曾祖把我祖父的衣裤口袋都拆了,以向嘉兴的店主表示清白,乃是极诚实之举,希望我祖父养成诚信及勤俭的品格。
在嘉兴的五年间,祖父熟悉了访寻古书的业务,掌握了鉴定版本、修补装订等本领,也有了自己的字:杏溪。这是源于他出生在农历二月杏花开放的时节吧。后来他便一直以字行世。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祖因病离世。十八岁的祖父闻讯匆匆从浙江返回苏州奔丧。将曾祖的后事料理完毕后,鉴于老母在堂,无人奉养,祖父便决定留在苏州。由于之前的经历都和书店经营有关,于是祖父有了创设自己书店的想法。
开书店,便涉及选址问题。阊门山塘一带自古繁华,明清以来,书肆林立,扫叶山房就选址于此;还出过几位大藏书家,最著名的是汪士钟;很多书在此流动集散。不过,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苏州的书店甚至商业开始渐渐向城中转移。祖父于是把目光转向古城内。
现在我们古城中的南北向的人民路,古时叫护龙街。人们说,南边的孔庙是龙的头,北边的北寺塔是龙的尾巴。这条护龙街上人文荟萃。清末,文庙旁是苏州府学、紫阳书院;龙头、龙尾间,散布着过云楼等藏书楼。当时护龙街上有很多书店、古董店,祖父便把书肆设于护龙街嘉余坊口,紧挨着顾文彬的怡园及过云楼,可见祖父既有商业眼光,又考虑到了书源问题。店面用芦席纸糊,店门朝东,面向护龙街。
曾祖去世时,留下一叠借条,祖父点检细看,发现都是织里的亲友借钱时写的。要开书店,需要资金,祖父就想着去一趟织里,把钱要回来,不过最后没有成行。听祖父说,那时织里来了位穷亲戚,衣衫褴褛,坐下聊天,祖父才知道亲友们过得比自己家艰难得多。再翻翻借条,落款都是曾祖。祖父无奈之下便表示这些欠条都不作数了,就打消了回织里要钱的念头。那么开店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呢?祖父只好向他人借贷,借了三百元,才得以勉强营业。
不久后,祖父娶妻胡氏,家里很快添了一个男丁,即我的父亲静澜先生;后又添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姑、小姑姑。江家人口渐繁,压力很大,仅靠经营书店,难以维持生计。曾祖母拾针刺绣,以刺绣所入贴补家用。一家人齐心协力,这才渐渐渡过开业时的难关。
《文学山房丛书》牌记。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文学山房的前三十年
我懂事之时,文学山房已发展了约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文学山房从一个小书肆逐步发展至古书盈架,名人满门。惜乎我没有亲历,但常听父亲谈说往事。有几件大事,关乎文学山房的发展,亦可作为祖父、父亲在文学山房初创时苦心经营的见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谷学派第三代山长黄葆年辞官,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也叫黄公馆),讲儒论道,徒众极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且都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人,他们的教材都需要在古书店采购。祖父看准了这一机遇,文学山房创办之初,就主营国学书,服务于莘莘学子,这是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父亲讲,清末民初,明刊白棉纸古书的市价大约为每册银圆三枚而已。苏州本来是江苏巡抚驻地,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政府撤出苏州,省会移往南京,在苏候补官员纷纷回籍,书籍属于笨重之物,不方便携带,往往被大批处理,这也是苏州各古旧书店发展的一个背景。
民国初年,冯桂芬藏书、朱达夫藏书流入坊肆。冯桂芬是晚清维新思想的先驱,曾入李鸿章幕,又在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做过主讲,著有《校邠庐抗议》等,还曾主持编纂同治《苏州府志》。他的藏书楼名“一仁堂”“耕渔轩”,据说,冯氏的藏书有二十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冯氏的书籍已三传至曾孙辈,可惜这一代不再以藏书为志,于是把藏书散了出来。而无锡朱达夫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听父亲说,朱达夫的藏书,虽然没有宋元秘本,但是装治精整。文学山房收的部分冯氏、朱氏家藏,丰富了货源。
民国十八年(1929),祖父以两百银圆向一家旧货店收得一部宋版书。这部书是《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陈师道撰,有清代名人翁方纲的题跋及题诗。每半页九行十五字,左右单边,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又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这部《后山居士文集》初出世时,纸色晦暗,书家多8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认为该书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后来祖父将该书售与潘博山先生。潘博山独具慧眼,收得此书后,把藏书楼改名为“宝山楼”,以示珍重,并将此书视为镇楼之宝。关于该书的价值,傅增湘言道:“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
如此宝物由文学山房经手,书店的声誉自是随之高涨。同年,由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晚晴簃诗汇》终于付梓。这部书收入诗人六千一百余家,诗两万七千余首,分两百卷,涉及诸多江南文人,编纂历时多年。为了编这套书,民国初年,徐世昌派人广搜清人别集,曾有专人南下采访旧籍。我祖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清人诗集。文学山房的业务于是蒸蒸日上,祖父、父亲也结识了一大批士林人物。《晚晴簃诗汇》编刻完成后,文学山房依然与徐氏有生意及人情上的往来。
文学山房生意越做越好,便对嘉余坊口的老店铺不停修缮,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靠着修修补补,总不是办法,加上家里频添人丁、伙计,更换新店铺势在必行。1931年,文学山房新店面落成,地址就在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北首,坐东朝西,仍然面向护龙街。门牌号是大井巷口707号。我们还有了时髦的电话,电话号码是741。新店面三开间,前后三进,前后都有楼,中间有天井,店堂高敞明亮。新店落成时,经由徐世昌的秘书贾君玉转请,徐世昌为文学山房题写了竖幅招牌,那招牌是圆木柱的样式,在我们店里挂了好几十年。又有一块匾额,是此前由清代翰林曹福元题写的。
让康有为耿耿于怀的宋本
大约2012年时,有一个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带来了两册宋本《碛砂藏》。《碛砂藏》有好几千卷,这不过是其中两册残本。
内容很有趣,讲的是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里边记了几个故事,和《西游记》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可谓是真实的“大唐西游记”。一个故事是说法师(也就是唐僧)乘象过河时,让一人在船上看守经书和从印度带回的花种,到了河中间,忽然风浪大作,守经人和经书都跌落水中,就此丢失了“五十夹经本及花种”。又有一个段落,说法师在山涧中穿行,那山林里有很多盗贼,法师就要派一个僧人先去探路,跟盗贼谈:“我们是远来求法的……”如何如何,阿是让人联想到《西游记》呢?
关于这部刻本,还有一个小故事。民国十三年(1924),康有为应陕西督军的邀请到西安访问,在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一部过去从未见过的大藏经。康有为希望买下运走,寺里僧人表示,需要请示有关方面。但康有为已经急不可耐,未经同意就把这大藏经装上了车,引起僧人以及地方士绅的愤慨,他们竟然把康有为告上了法院。康有为不得不放弃。而这部康有为未能带走的经书,就是宋代苏州碛砂寺刻的《碛砂藏》,现藏于陕西省图书馆。
《碛砂藏》宋刻本。图片来自《书船长载江南月》。
康有为因此耿耿于怀,后设法将之重印。
南宋时,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今昆山陈墓)碛砂延圣院内设立经坊雕刻藏经,从宋绍定年间刻到元至治二年(1322)才告结束。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又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莲、志昌、行一、维总、昙瑞、惟吉等主其事。这部大藏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世称《碛砂藏》。从《开宝藏》开始,直到民国间,总共出版了大藏经二十余种,其中只有《碛砂藏》出自苏州地区。
藏家带来的这两册书是绍定四年(1231)刻本,典型的宋版书,经折装,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
典型的宋本,用墨精良,浓厚如漆,着水后,湿而无渍迹;宋时刻工,刀法精致认真,字画丝毫不拘,虽然刻在版上,却并不失去原书手笔精神。这两册书就有此特征。北宋时的汴梁本和南宋时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闽本则大都用黄麻纸,另外还有专印佛经的硬黄纸。此书用的就是硬黄纸。
议价收下后,在2014年的江苏书展上,我曾带此书展示,以此作为苏州宋代刻书的代表。
关于书店
古代的藏书之家都是大户人家,累世书香传家的也有,但更多的是顶多守三代,书就散掉了。连官宦富商之族都难以守护住古书,何况书店呢?书店也守不住书的。
我曾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书店。这是我坚持把店开下去的理由。
对于文学山房,我当然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下去,但如果再到孙子、曾孙,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也是尊重的,不会强求。孔夫子旧书网、布衣书局,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总会有人继续做保护古籍的事,虽然方式可能和我有所不同。
书源枯竭了吗
近几年经营旧书的人,无论是开旧书店的,还是搞古籍拍卖的,都在感叹书源枯竭,大家认为经过多年的经营,该露面的好书基本已经出现过了,不会再有大批的生货了。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古书都是老的东西啊,不会出来新的、大量印的那种。我已经从事了八十年古书业务,认识的人比较多。四面八方熟悉的人都来找我嘛,我还能收到一些。我与很多老藏家多年以来关系处得很好,能够过几十年后再找他们高价收回当年卖给他们的书,这种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买我书的,大部分都是公家机构,都是某某图书馆、某某博物馆,不能再买回来。
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去人家家里访书了,只能等着好书被送过来。但是现在拍卖兴起,人家有好书,就直接送到拍卖场去了。收旧货的,从前收到书就送来给我看,现在人家在手机上查一查,送给我的时候,价格也提高了。其他古旧书店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书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收到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书船长载江南月》插图。
谈谈变化
按照收入比来计算,从民国年间到现在,古旧书,尤其是善本,总体而言是涨价了。收书的类别变化更大。
以前的大藏书楼,像铁琴铜剑楼、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注重收宋元版,讲究收藏正经正史。现在都提倡红印本、蓝印本、套印本。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气啊。
套印本的价格变化也很大。以前,明清的套印本比普通版本贵一点,但基本可以当一般明版书卖。后来陶湘、郑振铎、阿英、李一氓等都重视套印本。现在套印本的价格就和普通书不一样了,上涨得很厉害。这个原因嘛,以前的藏书家、读书人把套印本当成蒙书,也不把传奇小说之类的书当一回事。民国时期,郑振铎、阿英提倡俗文学,它的内容也有人要研究了。加上物以稀为贵啊,东西少了自然就贵。
也有情况转差的,那就是清代的经学书。乾嘉学派的经学考据书,以前贵,买的人很多,那时候黄葆年、金天翮、章太炎几位先生在苏州城讲国学,读书人跟着他们学经学,买的是读的书——经学书、考据书。现在,怎么说呢,这些书买的人少了。大家买书更多的是用于收藏,等着升值。
书香文脉永不绝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研究古籍,我出版的《吴门贩书丛谈》有很多年轻人来买。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买书的女同志多了。民国的时候,藏书家常常自己一个人来买书,偶尔有带着夫人来的,夫人就坐在一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黄裳先生和夫人一起来买书,夫人帮他拎包,任由他选书。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女同志来看书,男同志帮忙拎包;还有年轻母亲带小孩来的。这些不都是很好的现象吗?俗话说,书因人聚,有爱书的人在,书香文脉就不会断绝。
而我自己,我就是想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作者/江澄波 口述 韦力 张颖 整理
摘编/李永博
编辑/张婷
文 | 安衲
早上,伴着清脆鸟鸣醒来。书写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我很期待清晨四点到六点的时间,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写作时间。我的书桌前有很大的窗户,窗外是前屋主别具匠心栽种的一棵樱花树,初夏时,枝叶繁茂,每一支都被叶子包裹得粗粗的,像碧绿的龙爪,伸向四面八方的天空。我笔下的思绪,也有着那樱花树枝桠的生命力,每一缕都仿佛可以生出一片海市蜃楼的幻境,长出一个故事来。我通过回忆的眼,看向窗外的树,记起那初春时一夜樱花出的繁盛与喜悦,也看到隆冬时枝秃叶零的凋敝与绝望。
好似我的前半生。
很多事,不足与外人道,但可以在清晨流诸笔端。写作,是无声的言说,是清晨的冥想。于是,我在这春夏之际,,那个一直被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冬季,长达十六年。揭开回忆的面纱,伤痕重重叠叠,眼前血肉模糊,耳边嘶喊悲鸣,文字是有自己的力量的,它有手,有脚,有眼睛。它重新构建了回忆中的片段,穿过的时间长河,去拥抱了那个尚在暴风雨中的我,很坚定,很温暖。
这样的写作体验,缘于三明治。
今年年初,挚友向我推荐了这个名为三明治的写作营。我刚开始还是无法下定决心,繁忙的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往往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排在最后,把自己内心向往的事情,往后延了又延。最后,我还是拿出五年前决定冥想时用的逻辑来再次说服自己:如果只是抽出14天,来支持自己的写作梦,在这三十多年的人生里,是多么渺小啊,为什么这个都不愿意给自己呢?于是,我毅然推开了很多工作家庭上的事务,每天留出大片的时间来写作。
可以说,加入三明治,是我对自己写作初心的拥抱。在三明治第一天的破冰活动里,我写了为什么要写作:
“从小,写作就是我的梦想。成年的村上春树在伊藤园看棒球时,望向天空的那一刻,突然受到召唤,自此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小说家。而小学时的我,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当看到小石子在柏油路上被轮胎震得四溅开来时[1] ,也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以后是要写作的,年幼的我抱稳了妈妈的腰,然后四下张望,发现那声音原来来于我自己的心里。”
那个年幼的我和现在我之前,跨过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不想苛责自己为什么要等着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经历了太多人生的苦,却仍然那么地努力生活着,微笑着,善良着,已是不易。在长大的过程中,写作成了心中渐渐被埋没的梦想,它被安排在所有人生序列之末,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离婚,仿佛每件事都比它要紧急,重要,而它,则安安静静地在心里,还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已经根系健硕,在我每一次望向内心时,写作的梦想在心中扎下的根,都再深了一点点,我知道,只要浇灌一些水,洒一些阳光,它就会勇猛地破土而出。
当我结束了这十四天的文字之旅,内心是勇敢的,喜悦的,幸福的。我也很感激一直陪伴我的渡水崖老师。我写出来的所有情绪,她都能温柔地接纳,然后问我,这里的场景可以再延伸出来吗,那里可以再深挖一下背后的想法吗。同期的伙伴们也各自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独木亦可成林。我们在不同的时区,在不同的地方,却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为自己呐喊,声音嘹亮。我也很感谢李梓新老师,办了张吉人老师的对话活动,Chen Si老师,在忙碌的赶稿工作之余为我们加的写作分享课,以及其他每位老师,都为我们跑向终点的那一刻不断地加油鼓励着。感谢你们。就像我在文中说的,我后来觉得,什么时候离开婚姻,都是最好的时刻。那么我也想对自己,以及也有文学梦的所有人说,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也都是最好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