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重击(III)六九战役：历史见证与战地回忆剖析纷繁复杂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还不去探究？，深刻反思的时刻，难道不值得我们从中学习？
《三重击（III）：六九战役：历史见证与战地回忆》
1945年9月，日本在北非战场进行了猛烈的进攻，试图以3个战略目标控制整个欧洲。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当属“三重击”，也被称为“意大利登陆战役”或“诺曼底登陆”。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二战格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三重击战役从9月6日至9月8日展开，历时两天，由盟军实施两翼包抄和一面对接战术，成功将日军主力从法国北部南撤至意大利南部，直接威胁了其东线防线的稳固。在这场战斗中，盟军使用了多种先进的现代武器和技术，包括强大的登陆艇、坦克、炮兵和空军力量，以及对德国本土的战略空袭和地面登陆，使得日本军队陷入了全面困境。
这场战役的历史见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关键的一次军事行动之一，它的成功意味着英美盟军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极大地削弱了德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为后续反攻奠定了基础。“三重击”的胜利标志着盟军在地中海地区取得突破，进一步打破了日本对欧洲的封锁，使二战欧洲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重击”标志着盟军开始向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预示了德日之间的决战即将来临。
对于战地回忆部分，战友们亲历这一历史时刻的记忆依然清晰可见。许多参与过这场战役的老兵回忆起那紧张刺激的战场场面，描述了他们如何准确判断敌人的位置，如何在炮火轰鸣中驾驶船只驶过开阔海域，如何通过精确的射击精准地摧毁日军阵地。他们提到，尽管战争残酷，但每一次击中敌人都充满了成就感，因为那是他们在执行正义使命、保卫家园和民族尊严。
“三重击”是一场史诗般的大规模战役，它以其丰富的历史背景、震撼人心的战斗场景和深刻的人文价值，成为了全球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和平与正义的深沉反思。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学习和传承战争中的宝贵经验教训，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互信共存的世界。
五月中旬，苏童的新小说《好天气》终于上市。
这是苏童迄今写得最慢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涵盖个人真实经历最多的一部。从小说在《收获》首发开始，许多读者就对这部“历时11年”的新作十分关注。
《好天气》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熟悉的苏童式诡谲美学”“前半本文笔惊艳”“苏童还是短篇更好”“即使不是杰作，也很有诚意”……单行本面世后，《好天气》很快引发了读者热议，有惊喜的赞叹，也有尖锐的批评。
对于这些，苏童全都坦然接受。
“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新书出来后，苏童在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
回头再看这11年，他感觉就像过了一次人生：中间无数次删减、无数次修改、无数次重头再来。和年轻时交出一部新作相比，年过六十的他郑重多了，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压力源于外界对他的期待，“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他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俗气的想法——觉得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他想象中的“大东西”。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
新书上市后，苏童在南京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图：薛松
【对话】
“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到了咸水塘”
澎湃新闻：新书上市后我特别留意了读者的反馈，大家有说能在《好天气》里看到你过往作品的一些影子，比如住在香椿树街的人。你怎么看？
苏童：写《好天气》最初，我是想切断它与香椿树街的联系。我给新的地方取名“咸水塘”，地理上很清晰，咸水塘的一侧是塘西村，一侧是塘东街道。
但写着写着，不是我要写回去，是小说人物，比如“我”的母亲非要往香椿树街跑，我拽都拽不住，所以香椿树街又出现了。我本来是想在地理上都切断了——既然走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或者另外再造一条别的什么街，但那意思不大。咸水塘的人还是要进城，离城最近的那条街道，不叫香椿树街叫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写作时发生的、小说的意愿。小说有它自身的意愿，跟你作家的意愿不一致。最后你听从了人物。
苏童手绘“咸水塘”地图
澎湃新闻：我也会想到你2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这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吗？
苏童：有。你看所谓的“咸水塘”和“城北地带”，在地域上就是有关联的。在我心里，从城北地带走出去，就走到了咸水塘，而咸水塘的人要进城，也要走过城北地带。咸水塘是我在地域上把城北地带往乡村部分拓出去了一大块。所以你也注意到了，《城北地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街道上的小市民，有时候又活在了塘东街道。
澎湃新闻：比如香椿树街的王德基一家。
苏童：对，就像王德基这样的人物。当然我好多小说里都有王德基，但是他代表着不同的功能。这一次，我写到了王德基家的房子。我想《好天气》和《城北地带》的关联就是，我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了几十年，走到了咸水塘。我的心理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把《好天气》看成《城北地带》的番外篇吗？
苏童：我写王德基的时候，并不是想写他的番外篇，只不过不想再给小说人物起新的名字。如果说《好天气》是《城北地带》的番外篇，那就是一个地理的番外，一个时代的番外，或者更多的是社会变革的番外。
但是小说人物其实没有太多的延续性。比如香椿树街上的其他居民，以前经常出现的绍兴奶奶，这次都有意地避免了。《好天气》里老中医家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我本来完全可以写成绍兴奶奶。所以，有的人物，我是告别的。
但是这个王德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告别不了，好奇怪。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人物，一个小市民。王德基在好多小说里都很正面，比如在《西瓜船》里，王德基是那个帮老太太找船的好心人。我一直舍不下王德基，不知道为什么。
苏童《城北地带》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研究话题。《好天气》从一个男人的回忆展开叙事，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少年的所见所闻。你在写作视角上有哪些考虑？
苏童：《好天气》的写作视角，我从一开始就想的是第一人称。有读者说叙事者“我”为什么忽隐忽现，有时候是一个人物，有时候只是一个视角。这是我给自己创造的关于“我”的自由。
“我”在小说中究竟承担一个什么功能？他当然是一个人物，但更多代表的是一个视角，一双眼睛。最早的时候，我设想中的“我”和“我弟弟”是同一个人，但写着写着，我把“我”和“我弟弟”分开了。“我”主要成为了一个视角。小说需要哥哥的时候，哥哥出现了，不需要的时候，就只是一双眼睛。这是我给自己的自由，关于第一人称的自由。
《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
澎湃新闻：你一直善于“少年视角”。60岁之后，你感觉笔下的“少年视角”相比过往有了哪些变化？
苏童：《好天气》这个小说里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少年，那就是“我弟弟”。他代表着一种善，一种纯真。这个少年大概是我60岁以后心目中的那个少年，他反而比以前所有的少年更干净，更纯真，或者说我对这个少年的形象要求更高，所以他变成了“我弟弟”。
说实在的，写作这么多少年，我真正最喜欢的，或者说沁出爱意的，就是《好天气》里的“我弟弟”。作家塑造一个人物，有时能写得惟妙惟肖，连毛孔都写出来，但是并不动情。然而在写“我弟弟”的时候，我怀着某种爱意。
我为什么爱这个人物？因为他有绿眼泪，他能在最坏的天气里通过那一双神赐的眼睛分辨出变形的人、真正的人。我想他身上寄托了一双真正美好的人打量世界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我爱他。
澎湃新闻：写《城北地带》的时候，你想着这是对自己“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但到了《好天气》，你又会不知不觉地回到过去。也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写到最后，还是会回到童年。你认同吗？
苏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年轻时，写作也好，对于人物的理解也好，我从不认为我是迷惘的一代。我是过了60岁，才发现每当我开始写作，我反倒成了迷惘的一代，我要思考我自己的生活时代和小说写作。
比如我的“写作革命”。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写一辈子，不可以重复自己，但你又摆脱不了自己，所以需要一次次的革命。想到“我要写什么”的时候，我是蛮迷惘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抛弃王德基、绍兴奶奶他们，但是你看，写着写着，又忍不住回去了，很自然的。
现在我发现，所谓的“写作革命”不用自己去设想太多。预谋的力量、构思的力量，都大不过故事本身的力量。换句话说，小说人物的脚步，是你难以事先设计和丈量的，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他上天堂就上天堂了，他进坟墓就进坟墓了。
苏童在《我在岛屿读书》谈到童年
“《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塘东与塘西，城市与乡村，生与死……它的内部结构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苏童：《好天气》的结构确实很工整，我之前从来没有小说是这样的结构，它基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结构。比如“天与地”，天上的烟囱和地下的竹林；“左与右”，咸水塘的塘东与塘西；“生与死”，其实也是一直是对峙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结构也好，故事也好，包括两个招娣，两个家庭，都是对峙与冲突的。《好天气》内部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对峙与冲突。
到小说最后，青草消失了，与“生”有关的牛奶厂没有了，但人总是要死，丧葬的生意永远要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悲凉的人类处境与命题。
澎湃新闻：从《河岸》到《黄雀记》再到《好天气》，你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心灵总是非常关注。
苏童：对。你看《好天气》是我所有作品里关注社会变革权重最大的一部，跟我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它往社会投射出更广阔、更深入或者说更焦灼的目光。
但个体的命运仍然是我小说中故事的动力，两个招娣，两个个体。很多读者跟我说，有一笔他们很喜欢，就是两个招娣有一天都去看香椿树街上的老中医，老中医一摸脉，说你们是一个人。
我自己也很得意那一笔。我想说个体的那种不能摆脱的民族基因、女性印记，它有某种一致性，但两个人在对峙的命运中又是如此不同：一个招娣因为在塘东，所以是工人，城市户口，另外一个招娣因为在塘西，就是农民，农业户口。
在老一辈人中，我们有无数的“招娣”，上海可能不太多，但在全国，到处都有名叫“招娣”“喊娣”“唤娣”“引娣”的女人，骇人听闻。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一种文化，几代人背负的名字文化。
澎湃新闻：《好天气》像《妇女生活》那样写到了三代女性。你怎么理解女性生存境遇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苏童：因为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境遇会有某些变化。但真正女性意识被唤醒的那一部分，其实是人的意识。这个意识要觉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化、教育、见识。所以你不要指望我们祖母那一代有反抗，不可能，因为在她观念里女人就是相夫教子、生儿育女。那个年代女性的心愿就是为这个世界多留点孩子。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女孩不婚不育，这是教育、见识和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
澎湃新闻：你会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女孩不婚不育？
苏童：我觉得特别正常，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不希望我女儿这样。所以都是分裂的。比如我的很多学生扬言这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我会尊重、欣赏。但当我是一个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可如果她偏偏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支持。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一个很牵动我的女性人物，好英。她卖了弟弟、受人欺辱、几次求死。对这个女孩我觉得很心疼，她当然做了一件错事，但她这个错又会让人觉得没办法恨她，她也很可怜。
苏童：好英这个人物，我很高兴你读出了同情，她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离谱的事情，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悲剧角色。我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其实寄托了一种女性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以一个激烈的方式兑现了。这个反抗引起了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悲剧。
很多读者跟我说没想到这个结局，会以为是好英杀了弟弟，没想到是卖了弟弟。卖弟弟，这是一门生意，事实上也为姐妹俩后来从商埋了伏笔。当然这一笔我写得蛮狠的，两个女孩子，从小就敢卖弟弟挣钱。这个细节是小说从头到尾最冒犯的一个部分。
澎湃新闻：好英好芳这对姐妹的故事性也很强，但感觉这条线你是有所克制的？
苏童：原本小说铺展得很大，我有想过再往下写，写好英好芳衣锦还乡后的故事，但是最后收住了。还有一些笔墨，比如我原来设计的对峙与冲突还有“南方与北方”。我写萧木匠、黄招娣到了北方，另一个叫咸水潭的地方，挨家挨户地寻找一个小驼子，他们会遇到好多驼子，都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孩子。这部分我认为还有点意思，后来也被砍掉了。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写长篇小说，控制是一门技术活儿。小说从100多万字删到50多万字，还删去了哪些部分？
苏童：我之前还写到好莉想跟“我弟弟”殉情，写“我弟弟”纯真到这种程度——她让我死，我就陪她死。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殉情故事，因为好英的跳塘已经写了很多细节。这个小说我写了11年，经常写着写着觉得不好，就删掉了，还有的是回头看的时候删掉了。
澎湃新闻：写这部小说，哪些经历是你从未遇到过的？
苏童：这是我写得最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两三年，不知道为什么，状态特别不好。或许也因为我的个人习惯。那两三年我经常在外做驻市作家，比如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个月，在莱比锡住了三个月，在新加坡住了三四个月，还在香港岭南大学住了四个月。我当然也得写东西，但任务很轻，有时只要发几篇微博，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写东西。但是好奇怪，我在那些地方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几十万字，回家一看，都不过关。那几十万字也是我后来丢掉的一部分。
这有点奇怪。有的作家无所谓，在哪里写都一样。但是我不行。我感觉我只要漂泊在外，写下的文字也是漂泊的，读起来也是离散的。我必须在我自己习惯的书房里安定地写出来，感觉那才是我自己该写的东西。
澎湃新闻：自己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苏童：对。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回头再看这整个11年，就像一次人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疫情那几年正好是一段宅家写作的时间，我写得比较密集。
澎湃新闻：长久以来你的短篇备受赞誉，你现在会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声音——“苏童还是短篇写得好”或者“苏童的长篇不如短篇”？
苏童：我一直说，我写短篇小说，是为我写的，而我写长篇小说，是为苏童写的。苏童，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身份。我自己的生理性、个性，适合写短篇。但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有蛮俗气的想法——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在这方面，我也不能免俗。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读者说他对苏童老师充满了敬意，因为作为一个写短篇比较舒适的作家，他交出了一部有诚意的长篇小说。
苏童：要有一部“大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俗气的想法，但可能我的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他喜爱的东西，有他想要的某种辉煌的东西，他老臆想着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当然也总有遗憾。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尽管它还是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原来想象是写百万字的。但这个时代，百万字的东西，我估计都没几个人看，可能只有我的编辑咬着牙看完，一边看一边想“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现在也已经够长了。好在它好看。
澎湃新闻：你后面还会继续写短篇或中篇小说吗？
苏童：我现在还没休息够，你想我11年折腾这个长篇，最近还处在放空的状态。中篇小说我估计不会再写了。既然说是舒适区，我情愿睡一个最好的沙发是吧。短篇小说就是我的沙发。
苏童短篇小说自选集《夜间故事》
作家的变化有时是一种本能
澎湃新闻：当今天的你再被问及“先锋”，你会想到什么？
苏童：创作的道路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般说道路向前，但有时创作道路的变宽反而在于后退那么几步。我所谓的“后退”，就是不那么先锋。
具体来说，我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甚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故事都是打碎的，整个叙事情节基本上没有线性的东西，是块状。用色彩来比，它是一块一块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开始退回我们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白描，不再用色块去考虑小说的构思，而是完全用线条，一笔一笔地勾勒。然后我也突然发现讲故事的乐趣，这是青年先锋时期不屑做的。当我捡起白描，捡起故事，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开阔。但是我对那种充满探索精神的文本还是充满敬意的，只是很难持续。
创作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是否能持续，跟你选择的写作手法有关系。我发现传统是有力量的，它是可扩张、可生根、可开拓的，它的疆域反而是大国，反而比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现代派小说更广阔。
我现在对传统的尊敬发自内心，就像我青年时代想天马行空，想标新立异，也是发自内心。但一个作家会有变化，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创作手法，他的变化都来自他内心的某种召唤。又或者说他有一个方向感——哪个方向最亮堂，最开阔，能走到最远，他又会往那走。有时也是一种本能。
苏童小说代表作
苏童作品系列（2020）
澎湃新闻：你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可持续的作家的意义，要大于做先锋作家的意义。
苏童：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时那一代所谓的“先锋作家”，每个人的东西都是青春期的荷尔蒙的回忆。荷尔蒙在创作中也会发挥作用。往往是青年时期的，很旺盛，注定是想造反，造文学秩序的反，造故事的反，造寓言的反。
但是造反不能造一辈子。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时你想造反、想破坏的那个东西，它是多么美妙。等于说，原来想革别人的命，后来被别人革了命，就是那样的感觉。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学手法，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后来，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做出了选择。就像《好天气》，它注定是两个招娣的故事，注定是咸水塘的故事，它注定选择这样的笔法。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持续”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你早已成名，大家会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苏童：“可持续”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大家都会用进化论的视角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应该越写越好，或者一直保持着某种旺盛的创作力。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创作力和身体很有关系。青年时期的作品，你回头去看会看到很多问题，但你也能看到那种激荡感，那种荷尔蒙。年纪大了以后，五六十岁以后，荷尔蒙在作品中消退了，作品会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它更真实，也更深刻。
比如你看《城北地带》，明显是有荷尔蒙的对吧，但是《好天气》里没有了。《好天气》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种沧桑在讲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越到后面，交出新作时会不会越有压力？
苏童：肯定是带着压力，但你只能带着压力写作。我作为青年作家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先锋作家写小说有什么压力？可能唯一的压力就是怕别人说你庸俗。
现在的压力是，你有那么多铁杆的读者，你会觉得一部作品的面世始终伴随着隐形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当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
澎湃新闻：60岁以后，你的生活重心除了写作还会放在哪些地方？
苏童：重心还在写作。
澎湃新闻：除了写作就没别的了？
苏童：其他的都是休闲。比如我养花弄草，在院子里做园丁。说实在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写作。我相信花草能够提炼空气，让你闻到大自然的气息，同时也是在锻炼身体。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单调，要不然就是给学生上课，就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视频时代、流量时代，作家的处境，或者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苏童：今天，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形象、你的言语，甚至你的声音，都会对你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有所破坏。我这个人比较挑剔，对我不喜欢的作家形象或者说话声音，我就不爱看，也不爱听。但是今天作家必须全方位地暴露给大众，这都是新的课题。所以你要问我，我更愿意回到过去。
澎湃新闻：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镜头。
苏童：你怎么看待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除非你真能做到决绝，拒绝所有碎片文化对自己的侵扰。中国我想只有两个作家做到了决绝，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残雪，她们基本保持了说“不”的生活方式。
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他是被别人看见的，一部分的他是自己的秘密。他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别人进不去的。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家，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停地在出镜。
比如我的编辑还在帮我做短视频，我自己是不要看的，我害怕看见我自己，但是为了配合营销，我不得不做一些本身很抗拒的事情。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任何时代的生存都不可能让你尽善尽美。按我的心愿，一个作家跟读者的联系，最好就是一封信，我愿意回信就回信，不愿意回就不回。
但今天，作家很像在表演，他要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演给大家看。但是一个作家好的一面能有多少呢？读者看了你的短视频，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我也一直在说服我出版社的那些小伙伴，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每天刷到苏童是一种成果，我说从另外一方面去想，那是一种最大的失败和悲哀。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作家会遇到这样的处境，今天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这样的处境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苏童：会让你的生活有一种破碎感。这种破碎感你必须面对，你得经营这一堆碎片，是吧？
我有时会想到我们青年时代的写作，基本一张破桌子，一个蓝色的塑料台灯，很多作家就这样写，然后交给杂志社、出版社。他文学道路中要打交道的是那几个编辑，是几个文学爱好者，他们看完你的作品，说这个牛，那个不好。也会突然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告诉你他在什么场景下读了一部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感触。那时候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原始，那么简单，那么美好。
但它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作家要打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形象，他被卷了进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势必就会身不由己。你不停地在捡自己的碎片，越来越多，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只能持续地捡下去，捡的时候还要保持合适的身段，保持所谓的大众形象。每个作家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