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华液一线二线三线区别解析：品质差异与品牌定位分析，一瓶青岛啤酒的“低碳账本”独家专访｜新书上市半月，苏童再谈《好天气》立方108 001星是北京未来宇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20kg级立方卫星，卫星采用标准12U立方星平台，配置了GNSS掩星探测仪载荷，通过双极化及单极化组合天线，支持多系统、多参量GNSS掩星观测。该卫星是立方108星座的首发星，该星座计划由108颗立方卫星组成，具备低成本、快响应、高精度等特点，旨在推动天基气象探测研究，为行业应用和大众生活提供精准气象服务。
《国产精华液一线二线三线品质差异与品牌定位分析》
随着中国化妆品市场的持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国产精华液市场呈现出显著的规模效应。作为高端护肤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线、二线、三线产品在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价格定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品牌影响力上，一线产品以国际知名大牌为主，如兰蔻、雅诗兰黛、资生堂等，其具有深厚的品牌底蕴和知名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顶级护肤品牌的高端形象。一线产品往往以其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创新技术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如SK-II、雅漾、理肤泉等品牌在抗衰老、修复肌肤等方面具有较高市场认可度。
相比之下，二线和三线品牌凭借更高的性价比，成为国内市场上增长迅速的细分市场。二线品牌由于资金和技术积累相对较少，但凭借丰富的品牌历史和产品特色，如珀莱雅、玉泽、百雀羚等，它们能够满足大众对日常保养产品的需求，如补水保湿、美白淡斑等功效。三线品牌则以其亲民的价格和丰富的品种选择，如花西子、欧莱雅、丸美等，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群体，如薇诺娜、康婷等产品主要针对敏感肌群体，提供温和、无刺激的护肤方案。
在产品质量方面，一线产品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和三线品牌。一线品牌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确保每瓶精华液在生产过程中遵循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如原料筛选、生产工艺优化、包装设计等环节都严把质量关，从而保证了产品内在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相比之下，二线和三线品牌虽然也在不断研发和改进，但由于资金投入有限，生产技术较为成熟，但在某些关键性能指标上可能略逊一筹。
在价格定位上，一线品牌的精华液通常定价较高，往往占据着大部分高端市场份额。一方面，一线品牌的研发投入多、品牌形象良好，能够为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产品体验；另一方面，一线品牌凭借其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能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高端奢侈的形象，使得产品价格更为合理。
国产精华液一线、二线、三线在品质、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并不意味着二线和三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就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相反，他们通过自身实力的提升，不断丰富产品线，以适应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二线和三线品牌应继续深化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力，同时加强技术研发，探索新的消费场景，提高品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青岛啤酒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青翠的玻璃瓶在生产线上叮叮当当、川流不息，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可别小瞧这些啤酒瓶，它们可跟普通玻璃瓶不同，被称作‘轻量瓶’。”青岛啤酒厂包装车间的工人告诉记者，在满足使用要求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轻量瓶重量更轻、用料更少、更加环保。
秉承“为了更美好的世界”环境理念，青岛啤酒加速推动啤酒制造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及全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青啤集团目前已有25家工厂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荣誉称号，17家工厂成为无废工厂，3家工厂获得碳中和认证。
从“一滴水到一度电”精准把控
王健是青岛啤酒（济南）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部高级业务经理，每天早上8点，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将过去一天工厂所用的能源分析数据分享在微信群。从一滴水到一度电再到一立方米天然气，一旦哪个指标出现异常，就落实到人现场查核、及时整改。
作为青啤集团首批实现绿色电力采购的公司，青岛啤酒济南公司得益于绿色电力、光伏发电、生物质锅炉等独特优势，连续两年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位列制造工厂第一，也成为青啤集团首家实现碳中和的工厂。同时，济南公司的啤酒生产废水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碳源的绝佳补充，实现“变废为宝”双赢。
青岛啤酒济南公司光伏设施
济南公司是青岛啤酒对能源资源高效利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青岛啤酒加快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覆盖，目前53家工厂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达80%，32家工厂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12家工厂安装分布式光伏，全年自建光伏发电量达923.5万千瓦时。青岛啤酒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入选工信部“2024年重点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名单”。青岛啤酒在国内首创的“啤酒高浓废水与市政污水协同处理减污降碳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已推广至位于全国的38家啤酒制造工厂。
此外，青岛啤酒还积极助推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废弃物合规处置率达100%，危险废物合规转移率100%，酒糟、废酵母、碎玻璃等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
以“生态思维”领创可持续效益
技术创新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引擎。
青岛啤酒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通过自主研发高效低耗酿造技术体系，实现高浓菌株选育、发酵工艺优化及强制循环煮沸等创新技术的集成应用，不仅显著提升设备产能和产品质量，还缩短30%的发酵周期、降低50%以上的单位能耗，为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示范样板。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啤酒的低碳发展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构建全产业链协同生态。
青岛啤酒智能化生产线
通过采用低碳包装材料、运用低碳运输方式等，青岛啤酒带动玻璃瓶、易拉罐、纸箱等上下游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公司率先推广使用轻量瓶、易开盖、可再生铝，推广内包装减塑、再生纸提手等环保形式，仅2024年就减少碳排放17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在物流运输方面，通过增加水运和铁路运输、推动承运商使用新能源车辆等方式，助力减碳降碳。
青岛啤酒还探索价值链上下游的减碳路径，在自身减碳的同时，影响上下游供应商，持续降低全价值链碳排放.
青岛啤酒开展环保志愿者活动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社会系统性的绿色革命。从行业首推轻量瓶到减薄易拉罐，从一颗酒花的生长到一支啤酒的运输……青岛啤酒链接起了一条绿色“可持续”价值链。未来，青岛啤酒还将以创新凝聚发展势能，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产业变革的实践之中，为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五月中旬，苏童的新小说《好天气》终于上市。
这是苏童迄今写得最慢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篇幅最长、涵盖个人真实经历最多的一部。从小说在《收获》首发开始，许多读者就对这部“历时11年”的新作十分关注。
《好天气》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熟悉的苏童式诡谲美学”“前半本文笔惊艳”“苏童还是短篇更好”“即使不是杰作，也很有诚意”……单行本面世后，《好天气》很快引发了读者热议，有惊喜的赞叹，也有尖锐的批评。
对于这些，苏童全都坦然接受。
“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新书出来后，苏童在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
回头再看这11年，他感觉就像过了一次人生：中间无数次删减、无数次修改、无数次重头再来。和年轻时交出一部新作相比，年过六十的他郑重多了，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压力源于外界对他的期待，“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他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作家，他有俗气的想法——觉得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他想象中的“大东西”。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
新书上市后，苏童在南京接受澎湃新闻·文学花边独家专访 图：薛松
【对话】
“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到了咸水塘”
澎湃新闻：新书上市后我特别留意了读者的反馈，大家有说能在《好天气》里看到你过往作品的一些影子，比如住在香椿树街的人。你怎么看？
苏童：写《好天气》最初，我是想切断它与香椿树街的联系。我给新的地方取名“咸水塘”，地理上很清晰，咸水塘的一侧是塘西村，一侧是塘东街道。
但写着写着，不是我要写回去，是小说人物，比如“我”的母亲非要往香椿树街跑，我拽都拽不住，所以香椿树街又出现了。我本来是想在地理上都切断了——既然走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或者另外再造一条别的什么街，但那意思不大。咸水塘的人还是要进城，离城最近的那条街道，不叫香椿树街叫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在写作时发生的、小说的意愿。小说有它自身的意愿，跟你作家的意愿不一致。最后你听从了人物。
苏童手绘“咸水塘”地图
澎湃新闻：我也会想到你2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这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着什么关联吗？
苏童：有。你看所谓的“咸水塘”和“城北地带”，在地域上就是有关联的。在我心里，从城北地带走出去，就走到了咸水塘，而咸水塘的人要进城，也要走过城北地带。咸水塘是我在地域上把城北地带往乡村部分拓出去了一大块。所以你也注意到了，《城北地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街道上的小市民，有时候又活在了塘东街道。
澎湃新闻：比如香椿树街的王德基一家。
苏童：对，就像王德基这样的人物。当然我好多小说里都有王德基，但是他代表着不同的功能。这一次，我写到了王德基家的房子。我想《好天气》和《城北地带》的关联就是，我从城北地带走出去，走了几十年，走到了咸水塘。我的心理是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把《好天气》看成《城北地带》的番外篇吗？
苏童：我写王德基的时候，并不是想写他的番外篇，只不过不想再给小说人物起新的名字。如果说《好天气》是《城北地带》的番外篇，那就是一个地理的番外，一个时代的番外，或者更多的是社会变革的番外。
但是小说人物其实没有太多的延续性。比如香椿树街上的其他居民，以前经常出现的绍兴奶奶，这次都有意地避免了。《好天气》里老中医家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我本来完全可以写成绍兴奶奶。所以，有的人物，我是告别的。
但是这个王德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告别不了，好奇怪。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人物，一个小市民。王德基在好多小说里都很正面，比如在《西瓜船》里，王德基是那个帮老太太找船的好心人。我一直舍不下王德基，不知道为什么。
苏童《城北地带》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研究话题。《好天气》从一个男人的回忆展开叙事，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少年的所见所闻。你在写作视角上有哪些考虑？
苏童：《好天气》的写作视角，我从一开始就想的是第一人称。有读者说叙事者“我”为什么忽隐忽现，有时候是一个人物，有时候只是一个视角。这是我给自己创造的关于“我”的自由。
“我”在小说中究竟承担一个什么功能？他当然是一个人物，但更多代表的是一个视角，一双眼睛。最早的时候，我设想中的“我”和“我弟弟”是同一个人，但写着写着，我把“我”和“我弟弟”分开了。“我”主要成为了一个视角。小说需要哥哥的时候，哥哥出现了，不需要的时候，就只是一双眼睛。这是我给自己的自由，关于第一人称的自由。
《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
澎湃新闻：你一直善于“少年视角”。60岁之后，你感觉笔下的“少年视角”相比过往有了哪些变化？
苏童：《好天气》这个小说里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少年，那就是“我弟弟”。他代表着一种善，一种纯真。这个少年大概是我60岁以后心目中的那个少年，他反而比以前所有的少年更干净，更纯真，或者说我对这个少年的形象要求更高，所以他变成了“我弟弟”。
说实在的，写作这么多少年，我真正最喜欢的，或者说沁出爱意的，就是《好天气》里的“我弟弟”。作家塑造一个人物，有时能写得惟妙惟肖，连毛孔都写出来，但是并不动情。然而在写“我弟弟”的时候，我怀着某种爱意。
我为什么爱这个人物？因为他有绿眼泪，他能在最坏的天气里通过那一双神赐的眼睛分辨出变形的人、真正的人。我想他身上寄托了一双真正美好的人打量世界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我爱他。
澎湃新闻：写《城北地带》的时候，你想着这是对自己“少年小说”的一个告别，但到了《好天气》，你又会不知不觉地回到过去。也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写到最后，还是会回到童年。你认同吗？
苏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年轻时，写作也好，对于人物的理解也好，我从不认为我是迷惘的一代。我是过了60岁，才发现每当我开始写作，我反倒成了迷惘的一代，我要思考我自己的生活时代和小说写作。
比如我的“写作革命”。一个作家，写来写去写一辈子，不可以重复自己，但你又摆脱不了自己，所以需要一次次的革命。想到“我要写什么”的时候，我是蛮迷惘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抛弃王德基、绍兴奶奶他们，但是你看，写着写着，又忍不住回去了，很自然的。
现在我发现，所谓的“写作革命”不用自己去设想太多。预谋的力量、构思的力量，都大不过故事本身的力量。换句话说，小说人物的脚步，是你难以事先设计和丈量的，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他上天堂就上天堂了，他进坟墓就进坟墓了。
苏童在《我在岛屿读书》谈到童年
“《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塘东与塘西，城市与乡村，生与死……它的内部结构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苏童：《好天气》的结构确实很工整，我之前从来没有小说是这样的结构，它基本上是一个坐标系的结构。比如“天与地”，天上的烟囱和地下的竹林；“左与右”，咸水塘的塘东与塘西；“生与死”，其实也是一直是对峙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结构也好，故事也好，包括两个招娣，两个家庭，都是对峙与冲突的。《好天气》内部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对峙与冲突。
到小说最后，青草消失了，与“生”有关的牛奶厂没有了，但人总是要死，丧葬的生意永远要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悲凉的人类处境与命题。
澎湃新闻：从《河岸》到《黄雀记》再到《好天气》，你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心灵总是非常关注。
苏童：对。你看《好天气》是我所有作品里关注社会变革权重最大的一部，跟我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它往社会投射出更广阔、更深入或者说更焦灼的目光。
但个体的命运仍然是我小说中故事的动力，两个招娣，两个个体。很多读者跟我说，有一笔他们很喜欢，就是两个招娣有一天都去看香椿树街上的老中医，老中医一摸脉，说你们是一个人。
我自己也很得意那一笔。我想说个体的那种不能摆脱的民族基因、女性印记，它有某种一致性，但两个人在对峙的命运中又是如此不同：一个招娣因为在塘东，所以是工人，城市户口，另外一个招娣因为在塘西，就是农民，农业户口。
在老一辈人中，我们有无数的“招娣”，上海可能不太多，但在全国，到处都有名叫“招娣”“喊娣”“唤娣”“引娣”的女人，骇人听闻。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一种文化，几代人背负的名字文化。
澎湃新闻：《好天气》像《妇女生活》那样写到了三代女性。你怎么理解女性生存境遇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苏童：因为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境遇会有某些变化。但真正女性意识被唤醒的那一部分，其实是人的意识。这个意识要觉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化、教育、见识。所以你不要指望我们祖母那一代有反抗，不可能，因为在她观念里女人就是相夫教子、生儿育女。那个年代女性的心愿就是为这个世界多留点孩子。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女孩不婚不育，这是教育、见识和个人意识觉醒的产物。
澎湃新闻：你会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女孩不婚不育？
苏童：我觉得特别正常，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不希望我女儿这样。所以都是分裂的。比如我的很多学生扬言这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孩子，我会尊重、欣赏。但当我是一个父亲，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可如果她偏偏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支持。
澎湃新闻：《好天气》里有一个很牵动我的女性人物，好英。她卖了弟弟、受人欺辱、几次求死。对这个女孩我觉得很心疼，她当然做了一件错事，但她这个错又会让人觉得没办法恨她，她也很可怜。
苏童：好英这个人物，我很高兴你读出了同情，她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离谱的事情，但是这个女孩是一个悲剧角色。我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其实寄托了一种女性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以一个激烈的方式兑现了。这个反抗引起了这个家庭的另外一个悲剧。
很多读者跟我说没想到这个结局，会以为是好英杀了弟弟，没想到是卖了弟弟。卖弟弟，这是一门生意，事实上也为姐妹俩后来从商埋了伏笔。当然这一笔我写得蛮狠的，两个女孩子，从小就敢卖弟弟挣钱。这个细节是小说从头到尾最冒犯的一个部分。
澎湃新闻：好英好芳这对姐妹的故事性也很强，但感觉这条线你是有所克制的？
苏童：原本小说铺展得很大，我有想过再往下写，写好英好芳衣锦还乡后的故事，但是最后收住了。还有一些笔墨，比如我原来设计的对峙与冲突还有“南方与北方”。我写萧木匠、黄招娣到了北方，另一个叫咸水潭的地方，挨家挨户地寻找一个小驼子，他们会遇到好多驼子，都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孩子。这部分我认为还有点意思，后来也被砍掉了。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写长篇小说，控制是一门技术活儿。小说从100多万字删到50多万字，还删去了哪些部分？
苏童：我之前还写到好莉想跟“我弟弟”殉情，写“我弟弟”纯真到这种程度——她让我死，我就陪她死。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殉情故事，因为好英的跳塘已经写了很多细节。这个小说我写了11年，经常写着写着觉得不好，就删掉了，还有的是回头看的时候删掉了。
澎湃新闻：写这部小说，哪些经历是你从未遇到过的？
苏童：这是我写得最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两三年，不知道为什么，状态特别不好。或许也因为我的个人习惯。那两三年我经常在外做驻市作家，比如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个月，在莱比锡住了三个月，在新加坡住了三四个月，还在香港岭南大学住了四个月。我当然也得写东西，但任务很轻，有时只要发几篇微博，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写东西。但是好奇怪，我在那些地方写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几十万字，回家一看，都不过关。那几十万字也是我后来丢掉的一部分。
这有点奇怪。有的作家无所谓，在哪里写都一样。但是我不行。我感觉我只要漂泊在外，写下的文字也是漂泊的，读起来也是离散的。我必须在我自己习惯的书房里安定地写出来，感觉那才是我自己该写的东西。
澎湃新闻：自己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苏童：对。我自己也能看出哪一段好，哪一段勉强。回头再看这整个11年，就像一次人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尤其是祖母的故事，这部分是六七年前写的。小说后面的那几章，应该说大约2/3都是2020年后完成的。疫情那几年正好是一段宅家写作的时间，我写得比较密集。
澎湃新闻：长久以来你的短篇备受赞誉，你现在会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声音——“苏童还是短篇写得好”或者“苏童的长篇不如短篇”？
苏童：我一直说，我写短篇小说，是为我写的，而我写长篇小说，是为苏童写的。苏童，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身份。我自己的生理性、个性，适合写短篇。但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有蛮俗气的想法——我认为一个作家写一辈子，还是要留一个“大东西”。《好天气》就是我想象中的“大东西”。在这方面，我也不能免俗。
《好天气》单行本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读者说他对苏童老师充满了敬意，因为作为一个写短篇比较舒适的作家，他交出了一部有诚意的长篇小说。
苏童：要有一部“大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俗气的想法，但可能我的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他喜爱的东西，有他想要的某种辉煌的东西，他老臆想着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当然也总有遗憾。
对我来说，写完《好天气》，基本上是一个心愿完成了。尽管它还是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原来想象是写百万字的。但这个时代，百万字的东西，我估计都没几个人看，可能只有我的编辑咬着牙看完，一边看一边想“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现在也已经够长了。好在它好看。
澎湃新闻：你后面还会继续写短篇或中篇小说吗？
苏童：我现在还没休息够，你想我11年折腾这个长篇，最近还处在放空的状态。中篇小说我估计不会再写了。既然说是舒适区，我情愿睡一个最好的沙发是吧。短篇小说就是我的沙发。
苏童短篇小说自选集《夜间故事》
作家的变化有时是一种本能
澎湃新闻：当今天的你再被问及“先锋”，你会想到什么？
苏童：创作的道路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般说道路向前，但有时创作道路的变宽反而在于后退那么几步。我所谓的“后退”，就是不那么先锋。
具体来说，我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甚至到《我的帝王生涯》，我的故事都是打碎的，整个叙事情节基本上没有线性的东西，是块状。用色彩来比，它是一块一块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开始退回我们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白描，不再用色块去考虑小说的构思，而是完全用线条，一笔一笔地勾勒。然后我也突然发现讲故事的乐趣，这是青年先锋时期不屑做的。当我捡起白描，捡起故事，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开阔。但是我对那种充满探索精神的文本还是充满敬意的，只是很难持续。
创作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它是否能持续，跟你选择的写作手法有关系。我发现传统是有力量的，它是可扩张、可生根、可开拓的，它的疆域反而是大国，反而比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现代派小说更广阔。
我现在对传统的尊敬发自内心，就像我青年时代想天马行空，想标新立异，也是发自内心。但一个作家会有变化，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创作手法，他的变化都来自他内心的某种召唤。又或者说他有一个方向感——哪个方向最亮堂，最开阔，能走到最远，他又会往那走。有时也是一种本能。
苏童小说代表作
苏童作品系列（2020）
澎湃新闻：你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可持续的作家的意义，要大于做先锋作家的意义。
苏童：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时那一代所谓的“先锋作家”，每个人的东西都是青春期的荷尔蒙的回忆。荷尔蒙在创作中也会发挥作用。往往是青年时期的，很旺盛，注定是想造反，造文学秩序的反，造故事的反，造寓言的反。
但是造反不能造一辈子。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当时你想造反、想破坏的那个东西，它是多么美妙。等于说，原来想革别人的命，后来被别人革了命，就是那样的感觉。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学手法，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后来，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做出了选择。就像《好天气》，它注定是两个招娣的故事，注定是咸水塘的故事，它注定选择这样的笔法。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持续”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你早已成名，大家会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苏童：“可持续”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大家都会用进化论的视角看待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应该越写越好，或者一直保持着某种旺盛的创作力。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创作力和身体很有关系。青年时期的作品，你回头去看会看到很多问题，但你也能看到那种激荡感，那种荷尔蒙。年纪大了以后，五六十岁以后，荷尔蒙在作品中消退了，作品会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它更真实，也更深刻。
比如你看《城北地带》，明显是有荷尔蒙的对吧，但是《好天气》里没有了。《好天气》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种沧桑在讲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越到后面，交出新作时会不会越有压力？
苏童：肯定是带着压力，但你只能带着压力写作。我作为青年作家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先锋作家写小说有什么压力？可能唯一的压力就是怕别人说你庸俗。
现在的压力是，你有那么多铁杆的读者，你会觉得一部作品的面世始终伴随着隐形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好天气》也用不了11年。我得把自己这一关先过了，再交出去。
当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
澎湃新闻：60岁以后，你的生活重心除了写作还会放在哪些地方？
苏童：重心还在写作。
澎湃新闻：除了写作就没别的了？
苏童：其他的都是休闲。比如我养花弄草，在院子里做园丁。说实在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写作。我相信花草能够提炼空气，让你闻到大自然的气息，同时也是在锻炼身体。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单调，要不然就是给学生上课，就这样。
澎湃新闻：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视频时代、流量时代，作家的处境，或者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苏童：今天，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短视频时代，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形象、你的言语，甚至你的声音，都会对你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有所破坏。我这个人比较挑剔，对我不喜欢的作家形象或者说话声音，我就不爱看，也不爱听。但是今天作家必须全方位地暴露给大众，这都是新的课题。所以你要问我，我更愿意回到过去。
澎湃新闻：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镜头。
苏童：你怎么看待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除非你真能做到决绝，拒绝所有碎片文化对自己的侵扰。中国我想只有两个作家做到了决绝，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残雪，她们基本保持了说“不”的生活方式。
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他是被别人看见的，一部分的他是自己的秘密。他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别人进不去的。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家，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停地在出镜。
比如我的编辑还在帮我做短视频，我自己是不要看的，我害怕看见我自己，但是为了配合营销，我不得不做一些本身很抗拒的事情。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任何时代的生存都不可能让你尽善尽美。按我的心愿，一个作家跟读者的联系，最好就是一封信，我愿意回信就回信，不愿意回就不回。
但今天，作家很像在表演，他要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演给大家看。但是一个作家好的一面能有多少呢？读者看了你的短视频，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我也一直在说服我出版社的那些小伙伴，我说你们不要认为每天刷到苏童是一种成果，我说从另外一方面去想，那是一种最大的失败和悲哀。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作家会遇到这样的处境，今天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这样的处境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苏童：会让你的生活有一种破碎感。这种破碎感你必须面对，你得经营这一堆碎片，是吧？
我有时会想到我们青年时代的写作，基本一张破桌子，一个蓝色的塑料台灯，很多作家就这样写，然后交给杂志社、出版社。他文学道路中要打交道的是那几个编辑，是几个文学爱好者，他们看完你的作品，说这个牛，那个不好。也会突然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告诉你他在什么场景下读了一部作品，产生什么样的感触。那时候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原始，那么简单，那么美好。
但它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个作家要打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形象，他被卷了进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势必就会身不由己。你不停地在捡自己的碎片，越来越多，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只能持续地捡下去，捡的时候还要保持合适的身段，保持所谓的大众形象。每个作家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