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商场全景特辑：透视繁华都市购物盛景，回看80年代“纯文学”，谁是文学性的守望者？准噶尔6000人千里奔袭，洗劫宗教圣地拉萨后，为何仅三年就被消灭据报道，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决裂，让此前备受瞩目的“政府效率部”项目也陷入了“完全的混乱”。
关于2019年度商场全景特辑的深度解析与精彩呈现
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市场如繁星闪耀，各大购物中心犹如璀璨的夜空，用其独特的魅力和创新的商业模式，演绎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城市购物盛景。在这篇特辑中，我们将通过详尽的分析、精彩的图片展示和深入浅出的解读，为大家揭示这一年度城市的购物狂欢背后的故事与启示。
一、城市消费趋势引人关注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为消费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消费者对品质生活需求的日益提升，以及线上线下的融合，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和购买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实体零售业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业态模式，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购物需求。
二、大型购物中心集群崛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9年度出现了诸多大型购物中心集群的崛起。这些购物中心以其规模庞大、设施完善、服务周到的优势，成为了引领城市消费风潮的重要载体。其中，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广州天河城、成都IFS等为代表，各自具有鲜明的品牌特色和独特的人文气息，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汇聚于此，形成了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一站式购物天堂。
三、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
在众多购物中心中，众多知名品牌凭借其卓越的产品品质、优质的服务体验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Apple Store、Nike、Adidas、Zara等品牌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产品设计新颖、功能齐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的目光；而诸如H&M、Uniqlo、Forever 21等快速消费品品牌，凭借亲民的价格和优质的购物体验，迅速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四、新零售模式创新突破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新零售模式作为近年来的一大亮点，已经在各大购物中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例如，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营模式，消费者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包括在线预约、线下取货、送货上门等功能，极大地提升了购物效率和用户体验。一些购物中心还引入了无人超市、智能支付等前沿科技元素，进一步丰富了购物场景和购物体验。
五、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在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推动了消费观念的转变，也为购物中心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许多购物中心在倡导绿色消费的积极引进节能、环保、再生材料等环保产品和服务，营造了舒适、健康的购物环境，让消费者在享受购物乐趣的也能感受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六、购物中心智能化发展加速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各大购物中心纷纷开展智能化建设，实现了对消费者行为的精准预测和个性化服务，提升了购物体验的便利性和舒适度。例如，通过智能推荐系统，购物中心可以根据消费者的浏览记录和购物历史，为他们推送个性化的商品选择；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消费者可以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完成购物流程，大大提高了购物效率。
总结而言，2019年度的商场全景特辑呈现出一幅繁华都市购物盛景的生动画卷。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大购物中心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和科技创新，成功地开启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个性化和智能化转型之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期待未来，随着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和创新，购物中心将继续引领潮流，创造出更加美好的购物体验和商业价值。
1990年代以降，在消费主义等多重社会思潮的挑战下，文学似乎面临着边缘处境。比如说，学者王晓明的“六分天下”说提醒我们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而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的认知方式，“文学何为”更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守护文学对抗异化的力量？文学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诗性功能？可资借鉴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吴晓东教授以其独特的学术实践呈现“文学的诗性之灯”。作为学术自选集，《立场与方式》一书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命题的当代回应，也记录着一位学者在时代浪潮中守护文学尊严的精神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吴晓东的“文学性”概念并非1980年代“纯文学”的复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审美机制。在《通向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性”》等篇章中，吴晓东将“纯文学”视为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概念——在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语境下，这个概念通过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对抗工具论，其反叛姿态确实打开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视域。但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纯文学”逐渐暴露出过于封闭的局限性。“文学性”的提出，正是为了突破这种封闭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性不是悬置于历史之外的审美乌托邦，而是成为主体状态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
如何突破？我想，本书的论述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意味深长的是吴晓东对文学性的“总体性”诗学重构。吴晓东拒绝将文学性简化为形式主义的修辞游戏，而是将其置于“总体性”历史语境中，赋予其动态开放的审美维度。在《“总体性诗学”与否定性史诗》一文中，他通过对诗人欧阳江河《移山》的解读，揭示了文学性如何通过文本细读显现本雅明意义上的审美灵韵。这种总体性视野在《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中进一步展开。在对学者钱理群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治学理路：文学研究需突破学科壁垒，将生命经验、社会结构与审美形式熔铸为有机整体。
需要强调的是，如评论家吴丹鸿所提醒的那样，与一些社会史视野下强调“总体性”的学者有所不同，吴晓东更强调的是“文学”如何生成“总体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性并非外在于历史，而是历史总体性得以显现的重要机制。因此，他认为，“社会史视野可能要进一步关注文学性和文学形式的潜能，关注文学所蕴藏的单纯的社会史材料无法呈现的内涵。如文学中的主体性、抒情性、社会无意识、政治的审美化等等。”可以看到，吴晓东的辩证思考既延续了社会史视野对“历史肌理”的关注，又更为强调文学性的位置，为文学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论证。
其次，面对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浪潮，吴晓东以“文学性”探索学科主体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研究所要关注的历史，是一种“内化于文本中的或者文学形式中的历史”。如果将历史的视野带入文学研究中，仅仅提供了“一个外在于文学的历史解释”，那并非一种理想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从而，吴晓东提倡在文本内外建立审美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既区别于1980年代对文学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也不同于传统反映论式的在“文学/现实”之间进行机械的对应。换言之，他拒绝将文学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注脚，而是强调文学折射社会总体的特殊功能。
再次，在这部充满文学温度的著作中，我们依稀可闻1980年代启蒙精神的当代回响。也就是说，吴晓东对文学性的守望，也意味着赓续那“未完的启蒙”。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启蒙不是抽象的高蹈观念，而是对“新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如在阐释左翼文学时，既挖掘其现实关怀的当代意义，又需警惕其教条化的一面。这种辩证立场使启蒙精神摆脱了教条化的枷锁，在肉身化的过程中获得更为丰富的向度。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启蒙精神既需要在“上升的想象”中完成现代性反思，又需要以“怀疑的智慧”穿透历史的迷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晓东的治学实践也为我们示范着知识分子何为。在《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学者》中，他提出学者应兼具“问题意识”与“诗性智慧”，这种立场使其研究既保持学术严谨性，又具有温润的品格。概言之，他的研究通过释放文学性激活人文精神，借助学术史反思重塑知识生产范式，运用总体性视野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对话关系。在今天，这种治学实践既是对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回应，亦能为当代的文学青年提供诗意栖居之所。
在这个文学研究日益技术化、理论化的时代，《立场与方式》以卓尔不群的方式坚守着文学研究的诗意维度。在诸多篇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晓东以敏锐的世纪诗心，在重返历史的过程中实践审美的解放，可谓意趣多多。进一步说，这种学术实践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示范，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格——那些对美的信仰，对真的追求，对形而上的永恒追问，都具有深沉的意义。当“人的文学”遭遇人工智能的诘问时，这样的守望显得尤为珍贵。
171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派遣堂兄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六千，千里奔袭拉萨，杀掉拉藏汗，灭亡和硕特汗国，洗劫宗教圣地拉萨，还抢掠布达拉宫，并囚禁了达赖。
此后，大策凌敦多布出兵西藏各地，最终将西藏大部纳入准噶尔汗国版图。
这件事不但在全蒙古和藏区造成了震动，就连清朝统治者也感到十分震惊，准噶尔人可以说是触犯了天条，成为了全国人民讨伐的对象。
此后三年，准噶尔对西藏实施了直接统治，期间还击败了清军的进攻，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仅仅三年之后，准噶尔人就被赶出了西藏。
之所以如此，跟清军的大规模进攻有关，但准噶尔在西藏实施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全藏人民的一致反对，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么，准噶尔说是如何夺取西藏的，在西藏实施了怎样的统治，又为何会被赶出西藏呢？
明朝时期，蒙古瓦剌部逐渐崛起，曾一度成为北元统治者，并多次击败明朝，俘虏了明英宗。
不过，明朝中后期，瓦剌开始走向衰落，并逐渐分，最终成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也叫做卫拉特四部，以及依附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
清朝时期，随着土尔扈特西迁，辉特部占领其领土，成为卫拉特四部之一。
在很长时间里，和硕特部是卫拉特四部总汗，其首领是成吉思汗弟弟萨哈尔的后裔。
后金时期，固始汗创建和硕特汗国，他出兵占领青海、西康和西藏，但由于西藏情况特殊，他对西藏只进行军事统治，行政管理权则交给达赖。
因此，西藏属于二元政权，是汗王系统和达赖系统共存的体制。
随着清朝的逐渐强大，固始汗代表卫拉特四部臣服清朝，但这种关系更接近于宗藩关系，清朝对卫拉特蒙古并不进行直接统治。
康熙四十年（1701年），达赖汗去世，拉藏汗杀兄自立，成为和硕特汗国第四任大汗，他是个野心极大之人，一直想从五世达赖手中收回西藏的管理权，却遭到了第巴（类似于大管家，代替达赖管理西藏之人）桑结嘉措的反对，两人因此矛盾很深。
桑结嘉措虽是僧侣，却是个权利欲极大之人，早在拉藏汗继位之前，他就干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那是在1682年的时候，五世达赖去世了，按照其遗愿，桑结嘉措与达赖弟子、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合谋，实施了瞒天过海之计，对达赖之死秘不发丧，并将仓央嘉措秘密立为转世灵童，他则继续掌控西藏事务。
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竟然没有人知道五世达赖已经去世，一直到噶尔丹兵败之后，康熙帝才从抓捕的准噶尔俘虏处得知真相。
不过，考虑到西藏的稳定，康熙帝默许了桑结嘉措的做法，同时承认了仓央嘉措作为六世达赖的身份。
对于这件事，拉藏汗很不高兴，于是加紧夺取西藏的治理权，与桑结嘉措爆发了军事冲突，双方进行持久的战争。
1705年，拉藏汗最终战胜桑结嘉措，取得了西藏控制权，为了进一步掌控西藏，他想要废掉仓央嘉措，于是上书说仓央嘉措风流成性、不守清规戒律，且其作为转世灵童的身份不合法，请求康熙帝将其废除。
鉴于拉藏汗一直忠心清朝，康熙帝便满足了他的要求，将仓央嘉废掉，并将其措逮捕入京，后来仓央嘉措在半路上突然去世。
之后，拉藏汗又将一个叫做阿旺伊西嘉措的人立为转世灵童，并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得到了康熙帝的正式册封，也称作六世达赖。
实际上，仓央嘉措是完全合法的，得到了全藏和蒙古人民的拥戴，因此他们非常反对拉藏汗，也不承认阿旺伊西嘉措的地位。
黄教教廷为了反对拉藏汗，便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萝卜臧丹津、察罕丹津脱离拉藏汗，二人又根据仓央嘉措生前所写的“天空洁白的仙鹤，请他借给我双翅，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这句诗作为预言，在理塘地区将格桑嘉措立为转世灵童。
到这个时候，和硕特汗国就陷入到分裂当中，康熙帝其实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看到了将和硕特部由外藩变为内藩的机会。
于是，康熙帝派兵进驻青海，对青海和硕特诸王进行威慑，同时将格桑嘉措接到青海湟中塔尔寺居住，因为他知道格桑嘉措才是藏区人民和黄教认可的转世灵童，这是他留的一个后手。
再说桑结嘉措，他被杀之后，他的许多部下都逃到准噶尔，投靠了策妄阿拉布坦，他们请求策妄阿拉布坦为桑结嘉措复仇。
策妄阿拉布坦本就对拉藏汗的做法本就不满，又看到和硕特汗国内部混乱，青海和硕特诸部宗王与拉藏汗也已经决裂，于是产生了夺取西藏的想法。
在策妄阿拉布坦看来，夺取西藏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掌控拉萨的黄教教廷，从而获得号召西藏和蒙古诸部的旗帜，因为除了卫拉特四部之外，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也都是信仰黄教的，这对于他与清朝对抗是大有裨益的。
跟叔叔噶尔丹一样，策妄阿拉布坦的野心同样很大，在喀尔喀蒙古已经归附清朝的情况下，将西藏乃至青海、康区作为吞并目标，是相对而言比较现实的。
于是，一个阴谋诡计逐渐浮现在策妄阿拉布坦脑海中，拉藏汗对此并不自知。
夺取西藏，是策妄阿拉布坦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过出兵西藏并非小事，他需要谋划一番。
很快，策妄阿拉布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打算牺牲女儿的幸福，来换取出兵西藏的理由。
事情是这样的，历史上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一直联姻频繁，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策妄阿拉布坦有个女儿叫做博洛托克，与拉藏汗的大儿子噶登丹衷情投意合，两人虽未成婚，却早就暗定终身。
拉藏汗一共有三个儿子，除了噶登丹衷之外，还有次子索尔扎和三子色布腾，在很早的时候，噶登丹衷就被确定为汗位继承人。
因此，噶登丹衷的地位很显赫，他的婚事是大事，基于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关系还不错，拉藏汗是很支持噶登丹衷娶博洛托克为妻的。
策妄阿拉布坦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便决定借此大做文章，他给拉藏汗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只有博洛托克这一个女儿，要求噶登丹衷到伊犁成婚，婚后他再派人护送二人回西藏。
拉藏汗是一个从复杂政治斗争中走过来的人，总觉得策妄阿拉布坦或许不怀好意，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出于安全考虑，他拒绝儿子前往伊犁，要求博洛托克到拉萨成婚。
对于拉藏汗的决定，噶登丹衷感到很生气，他担心父亲的做法会让策妄阿拉布坦生气，就拒绝将女儿嫁给他，于是以死相逼，说一定要到伊犁与心爱的女人结婚，拉藏汗拗不过，也为儿子的专情所感动，就同意他去伊犁结婚。
不过，当时准噶尔与清朝为敌，而拉藏汗又选择臣服清朝，为了不让康熙帝起疑心，他便将次子索尔扎送到青海，与青海一位王公的女儿成婚。
拉藏汗和噶登丹衷不知道的是，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即将上演。
噶登丹衷来到伊犁之后，一切都很正常，策妄阿拉布坦还为他和博洛托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他感到非常满意。
趁着噶登丹衷沉浸在新婚的喜悦当中，策妄阿拉布坦提出，为了保护噶登丹衷和女儿一路上的安全，他将派遣堂兄大策凌敦多布率领六千人护送二人回去，噶登丹衷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实际上，护送噶登丹衷回西藏只是幌子，是为了麻痹拉藏汗，策妄阿拉布坦的真正目的是借此进攻西藏。
为了进攻西藏，策妄阿拉布坦可谓煞费苦心，他派出的大策凌敦多布，是准噶尔汗国战神级别的人物，曾在对沙俄和哈萨克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而在多年之后的和通淖尔之战当中，他甚至一战灭掉了清朝数万大军。
策妄阿拉布坦挑选的六千名将士，也不是普通士兵、侍卫和随从，而是准噶尔骑兵精锐，个个能征惯战。
1716年10月，大策凌敦多布带着六千满副武装的将士及噶登丹衷夫妇出发了，这是一场非凡的旅程，大军昼夜前行，以顽强的意志穿越人迹罕至的塔里木沙漠，又翻过昆仑山脉，最终进入到西藏阿里地区。
与此同时，策妄阿拉布坦还派出了一支300人组成的秘密队伍，他们的目的是前往青海湟中，将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夺过来，以便日后控制黄教教廷，并在拉萨扶持傀儡政权。
大策凌敦多布进入阿里后，和硕特汗国军队驻守阿里的最高将领、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就觉得不对劲，他认为这支准噶尔大军非同寻常，肯定来者不善，于是赶紧派人到拉萨报告。
不过，拉藏汗当时人不在拉萨，而是当雄草原与回去看望他的次子和儿媳享受天伦之乐。
而留守拉萨的官员则认为准噶尔人不可能怀有敌意，因为拉藏汗的姐姐嫁给了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又将女儿嫁到和硕特，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怎么会有问题。
于是，拉萨的官员就写信告诉康济鼐，不要因为无端猜测而坏了好事，赶紧放准噶尔军队进来。
康济鼐见信后，依然疑虑重重，就是不放心，狡猾的大策凌敦多布便假装撤退，然后绕道火速通过阿里无人区，向西藏腹地进发。
1717年6月，准噶尔大军抵达纳木错湖，由于此前一直急行军，所以将士们比较疲惫，大策凌敦多布便下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然后发给士兵酒肉，让大家补充体力。
趁着这个间隙，大策凌敦多布派人到拉萨散布消息，说准噶尔人此次前来，还将护送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到拉萨举行坐床仪式。
这个消息相当炸裂，拉萨的黄教教廷和王公贵族、平民都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一直反对拉藏汗所立的达赖，现在真正的达赖要来了，他们翘首以盼，对准噶尔人感激涕零。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当雄草原，拉藏汗这才知道准噶尔人果然有阴谋，由于事出仓猝，他很难从外地调遣军队，仓促之下只召集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少量军队。
很快，双方就在藏北的达木草原展开激战，结果毫无疑问是拉藏汗战败，多员大将战死，心腹秘书颇罗鼐还受了重伤。
这个时候，颇罗鼐向拉藏汗提出了一个建议，赶紧让次子索尔扎回拉萨主持防御，拉藏汗本人则留下来招募士兵，决不能让敌人接近拉萨。
然而，拉藏汗没有听从建议，而是带着残部回到拉萨，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拉萨的兵力并不多，很难长久守住，留下来才有机会。
大策凌敦多布也不含糊，带着大军就朝拉萨而去，一路上他都打着拥护格桑嘉措的旗帜，因而得到沿途藏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打得和硕特军队节节败退。
很快，准噶尔大军就将拉萨围得水泄不通了，拉萨汗一面组织防御，一面写了一份亲笔信，派人向清朝求援。
但遗憾的是，拉藏汗的信直到第二年2月，才被送到康熙帝手中，那时候准噶尔早就占领了西藏。
准噶尔大军的到来，让拉萨各界都感到兴奋，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三大寺的僧人听说格桑嘉措就要来了，纷纷出城准噶尔大军送粮食和武器，许多年轻人甚至加入准噶尔大军。
然而，准噶尔人却欺骗了西藏人民，因为他们根本没带来格桑嘉措！
事情是这样的，300准噶尔兵抵达青海之后，发现清军防守十分严密，于是只能无功而返。
当初，大策凌敦多布驻扎在纳木错湖，就是为了等待格桑嘉措，得知失利的消息后，他决定铤而走险，先将假消息散播出去，从而争取藏民支持，等到夺取拉萨之后再想对策。
很快，大策凌敦多布就下令对拉萨进行进攻，虽然拉萨的城防很坚固，但人心不在拉藏汗，拉藏汗的许多手下都离他而去。
不久，一些不满拉藏汗的官员就打开了城门，准噶尔大军进入城内，拉藏汗率军展开巷战，战至一人后被俘，不久就遭杀害。
准噶尔占领拉萨后，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囚禁在拉萨药王山，又将噶登丹衷等拉萨汗的家属杀掉，博洛托克则被送回准噶尔，嫁给了辉特部首领，后来他生下一个儿子阿睦尔撒纳，给准噶尔带来灭顶之灾的就是这个人。
之后，大策凌敦多布又派军进攻西藏各地，在藏民的配合下，和硕特汗国各地守军被击败，很快西藏大部都被准噶尔占领，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掌握在从拉萨逃走的颇罗鼐和康济鼐等人手中。
前文提到，无论是黄教教廷、西藏王公贵族还是普通藏民，之所以支持准噶尔，就是因为准噶尔打着拥护格桑嘉措。
但是，等到准噶尔占领西藏，都没有为格桑嘉措举行坐床仪式，大家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感到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事实上，即便没有格桑嘉措，准噶尔如果能好好经营西藏，彻底将西藏变成准噶尔土地，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准噶尔人倒行逆施，干了几件大错事，结果得知了所有人。
准噶尔人占领拉萨后，为了巩固对西藏的统治，扶持了一个以摄政王达孜巴·拉杰热丹为首的傀儡政府，这个政权毫无疑问是没有实权的，只是准噶尔人的提线木偶。
以这个傀儡政权作为依托，准噶尔开始对非格鲁派进行迫害，许多寺庙遭到破坏，大量僧人遭到杀害，宁玛派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这场浩劫当中，卷入其中的藏民不计其数，准噶尔展示出了无比凶残的一面，给全藏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在治理西藏这件事上，准噶尔则采取了高压政策，就像对待哈萨克那样，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烧杀抢掠、巧取豪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们还在西藏收复沉重的赋税，而这些搜刮来的钱财，这源源不断地运回准噶尔本土。
为了掠夺财富，准噶尔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除了欺压平民之外，还洗劫官员家庭，屠戮拉藏汗的属民，甚至对满是金银财宝和珍稀文物的布达拉宫进行的洗劫，给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造成了千年不遇的灾难。
准噶尔之所以会如此，归根到底有三个原因：
第一，准噶尔对外扩张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从新占领的土地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从而弥补自身不足，维持庞大帝国的运转，支持准噶尔与清朝的持续战争；
第二，准噶尔人以武力著称，却不善治理国家，他们自以为可以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西藏，不懂得争取人心，在新占领的土地实施仁政，从而进行长久统治；
第三，准噶尔人没有长远的谋略，以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高层，只看到了眼前利益，却不知道从长远来看问题。
基于以上三个因素，准噶尔人在治理西藏的时候，过于简单粗暴了，他们的贪婪、残暴和谎言，严重伤害了西藏人民，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1718年，康熙帝得知准噶尔占领西藏之后，为了保护青海、收复西藏，他派遣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进入西藏作为试探，结果遭遇失败。
康熙帝意识到击败准噶尔并非易事，于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将格桑加措册封为七世达赖，然后派人将清军准备护送格桑加措回藏的消息散播出去。
紧接着，康熙帝任命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十余万向西藏发起进攻。
准噶尔制造谎言欺骗西藏人民，又在西藏实施残暴统治，西藏人民恨之入骨。
当格桑加措就要入藏的消息传来，拉萨的许多官员都暗中表示会提供协助，西藏人民甚至准备好的食物和水，就等清军入藏。
而分散在西藏各地的和硕特汗国部将，比如颇罗鼐和康济鼐等人，也纷纷起兵响应，康济鼐甚至直接切断了准噶尔与西藏在阿里地区的通道，导致准噶尔人出不去，援军也进不来。
到这个时候，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进入到内忧外患当中，最终于1720年被击败，进入西藏的六千准噶尔士兵，只有极少人跟着大策凌敦多布回到国内。
清朝收复西藏后，马上着手去“去和硕特化”，同时采取以藏治藏的策略，在西藏制定了“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才废除。
至于准噶尔汗国，虽然失去了西藏，蒙受了一些损失，但并未动其根本，它依然控制着西域和中亚等广阔地区，号称兵力三十万，对清朝的威胁也一点都没有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