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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韩国总统选举投票日的同一天，东北亚政坛再生动荡。“80后”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未能通过国家大呼拉尔(议会)的信任投票，被视为辞去总理职务。
5月中旬开始，蒙古部分民众不满奥云额尔登执政表现，每天在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示威，要求奥云额尔登辞职。5月28日，奥云额尔登向大呼拉尔提交对其发起信任投票的动议。
3日的投票结果显示，44名大呼拉尔委员支持奥云额尔登，38人反对，未能达到决议草案通过所需的64票门槛。
2021年1月出任蒙古总理时，奥云额尔登仅有40岁，被认为是蒙古政权代际更替的标志性人物，具有国际视野和改革抱负。2024年6月，他高票连任蒙古总理。
奥云额尔登 央视新闻图片
蒙古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蒙古政治实行具有半总统制特征的议会制，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行政权力有限，由国家大呼拉尔多数党或联盟选出的总理掌握着大部分行政权力。
奥云额尔登1980年6月生于乌兰巴托，从小父母离异，由姥爷姥姥带大。小学期间姥姥去世，他不得不离开乌兰巴托，到肯特省和姥爷住在一起。21岁时，奥云额尔登在农村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其后不断进行深造，2015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从哈佛回国后，奥云额尔登出版了《亚洲骏马国》一书，描绘了蒙古到2050年成为亚洲强国的愿景，在国内引起轰动。2016年，他当选大呼拉尔委员。2017年10月上台的蒙古总理、现任总统呼日勒苏赫着力培养年轻干部，奥云额尔登作为亲信在2019年被任命为政府办公厅主任，进入权力核心。
2021年1月，一名染疫产妇转院不当引发蒙古民众抗议，呼日勒苏赫率内阁集体辞职，奥云额尔登凭借行政经验与党内支持成功接任总理，成为蒙古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对中国民众来说，担任总理以来4次访华，出席冬奥会、夏季达沃斯、进博会和亚冬会的奥云额尔登在外国政要中并不是生面孔。
张永冀
【学思践悟】
科技兴则国兴，创新强则国强。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要素。日前，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政策举措》)，重点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提出15项科技金融政策举措，着力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这既是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在国际技术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卡脖子”难题亟须破解的背景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之举，更是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科技金融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
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与长周期的特征，这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高度依赖资金的持续支持、跨周期配置与风险分担功能。
科技金融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耐心、长期的资金来源。通过引导金融资本适应科技项目的风险特性，打破对传统抵押逻辑的依赖，为高技术企业、原始创新项目提供早期、种子期等关键阶段的资金支持。依托科技保险、成果转化基金、专利质押、风险共担机制等手段，可以构建起“资本+技术+制度”协同框架，有效连接“科技成果—中试孵化—产业化—资本退出”链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通过资本市场的筛选机制、投研机制与资源调度能力，能够引导创新要素向最有潜力、最有价值的领域流动，使得科技供给更为精准地对接国家战略所需。
科技金融是连接科技与资本、创新与市场的桥梁，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重要支撑，不仅是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润滑剂”，更是科技强国战略的“稳定器”和“推进器”。它打通了从“技术”到“价值”的通路，承载着实现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关键使命，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性力量。
科技金融的战略升维：从支持企业融资到服务国家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举措》并未将科技金融仅仅定位为服务科创企业融资的金融工具，而是将其战略功能延伸到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更高维度，强调“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其背后的逻辑是从破解“单个企业融资难”到提高“系统性国家科技能力建设”水平的目标升维。这无疑将推动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体现国家意志与战略担当，标志着中国金融体系战略属性的进一步增强。
未来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将更加聚焦国家“科技命脉”工程，包括鼓励金融资源向原始创新源头倾斜，探索“科研经费+成果转化基金+技术保险”组合式支持机制；引导资本建立涵盖“基础研发—中试孵化—产业化”的完整资本链，打通“死亡谷”和“成长高原”的融资瓶颈；推动国家引导基金对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开展“容错式”投资。
强调体系协同：科技金融迎来系统性重塑
科技金融体制的构建与完善，核心是强调以机制创新激发科技资源的要素潜能，以制度安排促进科技、产业、资本的高效对接。此次《政策举措》聚焦系统性谋划、机制性创新、实践性导向，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制，展现出三方面显著特征：
强化制度引领，夯实科技金融发展基础。《政策举措》提出“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格局”。这表明，科技金融不是孤立的融资工具，而是财政政策的延伸、产业政策的抓手，需要通过协同机制形成“政策闭环、资金闭环、监管闭环”。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协同”，从“碎片式政策”到“系统性框架”，在机制层面实现了科技金融迈向体系协同的发展阶段。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畅通多元化融资渠道。《政策举措》提出，“统筹推进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政策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创业投资端，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为此，《政策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同时提出“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支持创业投资机构、产业投资机构发债融资”等制度创新，显著拓宽了早期科技创新资本来源。银行信贷端，要提供长期耐心资本。为此，《政策举措》提出，用好用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银行探索较长周期的科技创新贷款内部绩效考核方案，建立尽职免责机制等，从而强化了政策性金融对“长周期、技术密集”项目的支撑。资本市场端，要强化关键技术企业融资能力。为此，《政策举措》提出，建立债券市场“科技板”，优先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研究制定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作用、提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能力的政策文件等。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健全风险容错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强化科技保险的“减震器”功能，探索以共保体模式构建重点领域风险保障机制，开展重大技术攻关、中试、网络安全等风险分散试点，提升高风险科技项目的“可保性”。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体系
科技强国的背后，必然有强大的金融支撑体系。《政策举措》的发布，为我国的科技金融发展画出了系统“施工图”和行动“时间表”。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各类政策工具如何落地见效，各级机构如何协同发力，以及资本如何精准匹配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需求。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科技、金融、产业、财政、监管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政策协同机制，提升政策落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深化地方探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打造一批科技金融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区，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建立一支“懂技术、懂金融、懂产业”的复合型科技金融人才队伍，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识别能力、评估能力和服务能力。同步推进“科技成果数据库+专利估值模型+AI风控引擎”的集成应用，提升技术评价与金融匹配的效率和精准度。完善科技金融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