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韩共建无专矿砖区，绿色发展新篇章需要凝聚共识的议题，难道不值得深入讨论？，反映自身困境的新闻，是否能感动共鸣？
关于2023年，中国与韩国两国共同建设的“无专矿砖区”在环保领域开启了一项崭新的篇章。这个区域旨在推动矿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保障两国人民的长期利益。
自成立以来，“无专矿砖区”的构想就以其前瞻性和创新性备受瞩目。通过构建无专矿砖区，两国将实现矿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提高开采效率的大幅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循环经济模式不仅能够显著减少煤炭、石油等非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且可以有效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比如，在韩国大邱市，该市计划将废弃矿井改造成一块6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保护宝贵的矿石资源。
“无专矿砖区”的建设和实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韩国先进的采矿技术、智能化矿山管理系统以及绿色低碳生产理念都将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韩国企业研发的远程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矿井的地质情况和开采效率，并进行精确调控，从而达到优化作业流程，降低能源消耗的目的。使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矿石开采的主要动力源，如风能、太阳能等，也是这一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矿区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极大地减轻空气污染和土壤侵蚀的风险，确保区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韩国政府给予了高度认可和积极回应。2021年11月，中韩双方签署《中韩绿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在无专矿砖区建设、清洁能源使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的意向。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与韩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国携手共创绿色发展的未来。
2023年，中韩共建的“无专矿砖区”，将是一项旨在推进矿山资源的绿色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区域的建设将有助于降低煤炭和石油等非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能为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友谊增添新的色彩。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相信这一区域将成为全球绿色矿业的新标杆，引领全球矿业行业进入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未来发展道路。
1990年代以降，在消费主义等多重社会思潮的挑战下，文学似乎面临着边缘处境。比如说，学者王晓明的“六分天下”说提醒我们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而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的认知方式，“文学何为”更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守护文学对抗异化的力量？文学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诗性功能？可资借鉴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吴晓东教授以其独特的学术实践呈现“文学的诗性之灯”。作为学术自选集，《立场与方式》一书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命题的当代回应，也记录着一位学者在时代浪潮中守护文学尊严的精神轨迹。
需要指出的是，吴晓东的“文学性”概念并非1980年代“纯文学”的复刻，而是一种历史化的审美机制。在《通向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性”》等篇章中，吴晓东将“纯文学”视为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概念——在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语境下，这个概念通过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对抗工具论，其反叛姿态确实打开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视域。但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纯文学”逐渐暴露出过于封闭的局限性。“文学性”的提出，正是为了突破这种封闭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性不是悬置于历史之外的审美乌托邦，而是成为主体状态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
如何突破？我想，本书的论述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意味深长的是吴晓东对文学性的“总体性”诗学重构。吴晓东拒绝将文学性简化为形式主义的修辞游戏，而是将其置于“总体性”历史语境中，赋予其动态开放的审美维度。在《“总体性诗学”与否定性史诗》一文中，他通过对诗人欧阳江河《移山》的解读，揭示了文学性如何通过文本细读显现本雅明意义上的审美灵韵。这种总体性视野在《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中进一步展开。在对学者钱理群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治学理路：文学研究需突破学科壁垒，将生命经验、社会结构与审美形式熔铸为有机整体。
需要强调的是，如评论家吴丹鸿所提醒的那样，与一些社会史视野下强调“总体性”的学者有所不同，吴晓东更强调的是“文学”如何生成“总体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性并非外在于历史，而是历史总体性得以显现的重要机制。因此，他认为，“社会史视野可能要进一步关注文学性和文学形式的潜能，关注文学所蕴藏的单纯的社会史材料无法呈现的内涵。如文学中的主体性、抒情性、社会无意识、政治的审美化等等。”可以看到，吴晓东的辩证思考既延续了社会史视野对“历史肌理”的关注，又更为强调文学性的位置，为文学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论证。
其次，面对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浪潮，吴晓东以“文学性”探索学科主体性。在吴晓东看来，文学研究所要关注的历史，是一种“内化于文本中的或者文学形式中的历史”。如果将历史的视野带入文学研究中，仅仅提供了“一个外在于文学的历史解释”，那并非一种理想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从而，吴晓东提倡在文本内外建立审美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既区别于1980年代对文学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也不同于传统反映论式的在“文学/现实”之间进行机械的对应。换言之，他拒绝将文学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注脚，而是强调文学折射社会总体的特殊功能。
再次，在这部充满文学温度的著作中，我们依稀可闻1980年代启蒙精神的当代回响。也就是说，吴晓东对文学性的守望，也意味着赓续那“未完的启蒙”。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启蒙不是抽象的高蹈观念，而是对“新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如在阐释左翼文学时，既挖掘其现实关怀的当代意义，又需警惕其教条化的一面。这种辩证立场使启蒙精神摆脱了教条化的枷锁，在肉身化的过程中获得更为丰富的向度。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启蒙精神既需要在“上升的想象”中完成现代性反思，又需要以“怀疑的智慧”穿透历史的迷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晓东的治学实践也为我们示范着知识分子何为。在《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学者》中，他提出学者应兼具“问题意识”与“诗性智慧”，这种立场使其研究既保持学术严谨性，又具有温润的品格。概言之，他的研究通过释放文学性激活人文精神，借助学术史反思重塑知识生产范式，运用总体性视野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对话关系。在今天，这种治学实践既是对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回应，亦能为当代的文学青年提供诗意栖居之所。
在这个文学研究日益技术化、理论化的时代，《立场与方式》以卓尔不群的方式坚守着文学研究的诗意维度。在诸多篇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晓东以敏锐的世纪诗心，在重返历史的过程中实践审美的解放，可谓意趣多多。进一步说，这种学术实践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示范，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格——那些对美的信仰，对真的追求，对形而上的永恒追问，都具有深沉的意义。当“人的文学”遭遇人工智能的诘问时，这样的守望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