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离港——探索#百度云#中的#笔趣阁#魅力：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下架、断货成常态，银行长期限大额存单被打入“冷宫”原创 孙可望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他只花了三年，就将云南打造成人间乐土我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中提到：高脂血症人群胆固醇每日摄入量应少于 300 毫克，而高胆固醇血症者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少于 200 毫克。
今日，我们以“百度云”中的“笔趣阁”为起点，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在这个云端世界中，笔趣阁以其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无数热爱文学、书画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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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当不少储户习惯性打开手机银行App，想为闲置资金锁定一份长期高息存款时，却发现5年期大额存单早已“断货”，甚至3年期产品也成了稀缺品。6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多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及中小银行存款专区，长期限大额存单难觅踪影，让不少依赖“长存稳赚”的储户直呼“存钱难”。下架收缩并非偶然，自2024年起，部分银行就已收紧3年期以上大额存单额度，究其根源，是银行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下，不得不打起的“成本算盘”。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需调整传统的存款依赖思维，可关注“固收+”策略，通过适度配置权益资产来增厚长期收益。
5年期大额存单难寻踪迹
随着新一轮降息潮席卷而来，国有银行1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已齐齐跌破“1”，而在大额存单市场上，曾经火爆的长期限产品也难觅踪迹。6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悄然下架了长期限大额存单产品。
国有大行中，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1年期、2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均降至1.2%，3年期产品利率降至1.55%，目前均无5年期大额存单在售。具体来看，中国银行1年期、2年期、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显示额度不足，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手机银行App大额存单专区暂无可售产品，建设银行也暂无5年期大额存单在售，最长期限为3年期产品，利率最高1.55%。
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同样紧跟步伐，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大额存单产品列表中，最长存期为2年，产品利率为1.4%，光大银行同样无5年期大额存单在售，最长期限为3年，利率稍高一些，达到1.75%；兴业银行的3年期大额存单显示“已售罄”。地方城商行中，江苏银行仅有3个月、6个月、1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利率最高为1.45%；宁波银行的新品专区暂无大额存单在售。
银行停售长期限大额存单并非偶然事件，早在2024年4月，就曾传出“有股份制银行停发3年期以上大额存单”的消息，彼时，虽然银行客服人员澄清，并非停发，只是大额存单3年期、5年期产品额度有限，后续会视整体资产负债情况确定未来产品发行计划，但时至今日，也并未上架新产品。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多家银行停售长期限大额存单其实在2024年初以来已经出现端倪，反映出银行机构采取了主动收缩的策略，背后或有两重因素影响，伴随着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银行机构出于负债成本管理考虑，开始限制此前成本相对利率较高的大额存单产品，从而缓解压力；存款利率已先后历经多轮调整，部分银行的普通存款利率与长期大额存单利率之间相差无几，性价比优势再无凸显，在金融消费者侧的青睐程度也有所下降。
压降长期负债成本成主因
大额存单是由银行向个人或机构发行的一种大额存款凭证，购买门槛最低为20万元。五年前，随着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普遍走低、保本理财产品的退场，大额存单接过揽储大旗，成为揽客的新利器。彼时，大额存单产品往往占据网点营销的C位，相关推介信息通常被置于营业厅的显眼位置。大额存单一单难求、需提前预约的情形更屡屡上演。
从曾经追捧的“香饽饽”到如今难寻踪影，为何长期限大额存单越来越被银行“嫌弃”？究其根本，是为降低负债成本。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银行的净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进一步降至1.43%，相较于2024年四季度末下降9个基点。在资产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多次下调，导致银行资产端收益持续下降。而在负债端，存款定期化趋势加剧，高息负债占比过高，使得银行付息成本居高不下，通过缩短存单的期限，银行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降低利息支出。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指出，如今银行净息差已逼近警戒线，在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银行通过压降高成本长期负债缓解压力成为必然选择。在存款端，银行的结构性调整呈现多维度特征。除压缩长期大额存单外，利率下调与期限结构优化同步推进。在产品类型上，银行更倾向于通过短期理财、结构性存款等工具吸引资金，这些产品结合固定收益与金融衍生品，既保障本金安全又提供潜在高收益，成为替代长期存款的重要选择。
需调整传统存款依赖思维
为削减负债端成本开支、缓解由利息收入与支出差距缩小带来的经营压力，压降高成本存款产品也将成为常态。在2024年业绩发布会上，多家上市银行管理层就付息成本问题作出回应。
邮储银行副行长徐学明称，按照优化负债结构、降低付息成本的原则，对各期限存款的分档费率进行适当下调。平安银行行长冀光恒表示，2025年，该行要求零售业务退出高付息产品，对公业务的付息成本也已处于中上游水平，未来将继续优化外币与人民币、对公与零售的付息成本结构，进一步降低负债成本。
浦发银行行长谢伟提到，“我们非常重视负债端的成本管控，建立了全口径负债管控平台体系，通过利率审批、授权管理等工具的使用，严格管控高成本、中长期定期的一般性存款规模。同时，通过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搭建多场景、多平台，增加结算性存款的留存，推动存款负债付息率下行”。
可以预见，银行压降高成本存款产品已成为行业趋势，对投资者而言，随着大额存单利率的下降和产品期限的缩短，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投资者需调整传统的存款依赖思维。”薛洪言建议，首先，投资人需锁定当前相对高位的长期存款利率仍是理性选择。尽管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降至1.55%—1.8%区间，但仍显著高于短期存款，且额度日趋紧张，若有资金规划需求，可优先进行配置。其次，存款利率全面进入“1时代”，过度依赖存款可能导致实际收益跑输通胀，可适度分散至国债、中短债基金等低风险资产，或通过“存款+保险+理财”组合平衡流动性与收益。最后，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可关注“固收+”策略，通过适度配置权益资产来增厚长期收益。
历史上，孙可望一直以负面形象示人，很多人把南明的覆灭归咎于他。
确实，孙可望野心太大，挟持永历帝想要取而代之，还因为嫉妒心而挑起与李定国的战争，最终被清朝钻了空子，一举灭亡南明。
南明的灭亡，孙可望难辞其咎，但历史人物往往有其两面性，殊不知他当初也曾挽救南明，他率部平定云南的沙定洲之乱，又在云南进行休养生息，最终将云南打造成为人间乐土，给南明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富足的大后方。
在治理云南的过程中，孙可望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能力之强，当时在整个中国，都是独一档的存在。
那么，孙可望究竟在云南干了什么，他是怎么将云南打造成为人间乐土的呢？
1646年8月，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将士北上抗清，不料在一次交战中，竟被豪格一箭射死。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乱作一团，他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危难之中收集旧部，从而保留了大西军的实力。
之后，孙可望由于年龄最大，又读过书，在四将军中地位也最高，所以被推为统帅。
在孙可望的率领下，大西军进入贵州，四将军在贵州召开了会议，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战略，决定进入云南发展抗清根据地。
为什么是云南？
其实跟一个叫做龙在田的人有关，此人是云南石屏土司，也曾是明朝一品武官，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张献忠的义父，张献忠曾得到他的帮助，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
并且，四大将与龙在田也很熟悉，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亲密，在龙在田的劝说下，四大将决定进入南云发现。
那么，龙在田为何要四大将去云南，这就跟当时南明的形势，以及云南发生的沙定洲之乱有关了。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南明建立之后，由于内讧严重，导致其屡屡败给清军，永历帝继位后，更是丧城失地，一退再退，地盘只剩下云南、广西等少数几个地方了。
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永历帝将云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甚至考虑到一旦云南也守不住，就从云南边界逃入缅甸。
当时，镇守在云南的是以沐天波为首的沐氏家族，以及南明设置的云南巡抚和三司官。
云南这个地方与内地不同，基本上是一群土司控制着底层政权，而沐家则通过管理土司，维系了明朝和南明对云南的控制。
因此，沐家对云南很重要，这也是为何直到明朝灭亡，他都还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就在南明岌岌可危之时，云南却出了件大事，当地土司竟然叛变了。
最先叛变的是武定土司吾必奎，他因不满沐家家臣的欺压，便起兵反抗。
为了平乱，沐天波紧急召蒙自土司沙定洲等人到昆明，不到一月就消灭了吾必奎。
虽然叛乱已经平息，但沙定洲却赖在昆明不走，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早就有了取代沐府，成为云南统治者的野心。
沐天波对沙定洲的野心不知情，还在府中设宴，热情款待了沙定洲，沙定洲又对沐府二百多年的财富垂涎欲滴，于是趁机发起反叛，攻占了黔国公府，沐天波仓皇逃走，妻儿老小则大多被沙定洲俘虏。
沐天波逃走后，在龙在田等人的保护下来到楚雄，楚雄是金沧兵备道杨畏知的地盘，他与沐天波的关系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沐天波算是站稳了脚跟。
后来，沙定洲攻打楚雄，但被杨畏知击败，沙定洲便攻打其他地区，最终将除了楚雄等极少地区以外的云南全境占领，成为了“云南王”。
当时，沙定洲的实力很强，云南土司几乎都臣服于他，他还得到了沐府的万贯家财，连续运了好几个月都没有运完，这泼天的富贵，竟被他轻而易举地接住了。
对此，沐天波十分恼怒，为了收复云南，他与杨畏知和龙在田等人进行了磋商，龙在田提出了大西军入滇的想法。
对此，沫天波是心有顾虑的，因为大西军之前一直与南明为敌，他之所以会败给沙定洲，就是因为将兵力调到云贵边界防守去了，导致昆明防守空虚。
龙在田却告诉沐天波，大西军有意联明抗清，并且他与四将军都很熟，可以保证大西军入滇，不会反客为主，沐天波这才打消顾虑。
于是，龙在田就派人联系了孙可望，就这样达成了大西军救援云南，与明朝联合抗清的战略。
在确定了进入云南的战略后，孙可望没有急着率军入滇，而是进行了一番策划。
孙可望这个人，之所以能得到张献忠的器重，就在于他足智多谋，办事沉稳，既擅长军事，又对政务很有见解。
就拿张献忠刚去世那会来说，他的妻子及其亲信宰相汪兆龄把持朝政，延续了他在世时颁布的许多过激政策。
孙可望认为，这些过激政策会导致大西走向灭亡，于是与其他三人商议，决定杀掉张献忠之妻及汪兆龄，得到了三人的支持。
张献忠之妻死后，孙可望废除了张献忠在世时的各项政策，一举稳定了军心。
大西军进入贵州后，不再滥杀人，对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清军也很快就被大西军击溃，不敢再进犯贵州。
可以说，孙可望是张献忠去世后，稳定大西军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他，大西军早就完蛋了。
孙可望在出兵云南前，对云南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了解到云南的官员和部分土司对沙定洲存在不满情绪，黔国公府在云南依然有很高的声誉，于是派遣间谍进入云南，声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娘家的武装，要带领大西军为沐家报仇。
这一招很有用，当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之时，不但百姓们夹道欢迎，许多官官绅和地方土司也临阵倒戈，投靠了孙可望。
之后，孙可望又使了一招声东击西，假装攻打阿迷州，吸引了沙定洲的主力之后，却对防守空虚的昆明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收复昆明。
不过，此时孙可望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并不想只当个来帮忙的，而是想要占据云南。
但问题是，云南是沐家的天下，沐家在此经营了二百余年，势力根深蒂固，自己想要完全取代是很难的。
那么，孙可望怎么做才能既留下来，又能得到沐府的支持呢？
对此，孙可望派人与沐天波进行了协商，提出了留在云南的想法，沐天波在经历了定洲叛乱的荼毒，被弄得家破人亡之后，一心想要借助大西军复仇，便与孙可望达成了合作协议，至于孙可望留不留下来，等灭了沙定洲再说。
后来，孙可望又与作为云南官绅代表人物的杨畏知，以及各级官员、土司进行了会谈，最终决定取消大西年号，同时初步同意联明抗清。
经过一系列操作，孙可望为留在云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派兵征讨云南各地，又让沐天波以征南将军的名义招抚各地土司，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许多土司都归顺沐府。
在孙可望和沐天波的配合下，沙定洲叛乱很快平息，其本人也被抓到昆明杀头。
通过平定沙定洲之乱，孙可望对云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认识到了沐府的重要性，为了能留在云南，他正式废掉大西年号，改用南明年号，在保留四将军制的同时，沐天波继续当黔国公，云南官绅也都官复原职。
如此一来，大家就都满意了，孙可望留在云南之事也得到了众人的默许，联明抗清的局面就此正式形成，尽管永历帝当时还不知道这事。
孙可望平定全滇的意义十分重大，既是大西军历史上的新篇章，对南明永历政权的延续也是十分关键的。
同一时期，永历帝正在经历清军的围剿，湖南早就没法待了，广西也快待不下去了，好在孙可望平定了云南，为他保留了一条重要的退路。
孙可望入云南之前，沐府与云南巡抚、三司官之间矛盾重重，许多土司也不是真心臣服，导致云南的治理也很困难，所以并不富裕。
在经历了沙定洲之乱后，云南更是雪上加霜，田地荒芜、赤野千里，仅在昆明一地，就死伤了三十余万人，其他地方更是不可计数。
战乱结束之后，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对此史书上有这样几段记载：
百姓缺衣少食，再加上天灾，死难的百姓不可计数，只能吃草了。
这样的惨状，对孙可望的触动非常大，尽管史书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作为农民出身，知道民间疾苦，也懂得体恤士兵和百姓。
比如，在平定沙定洲之乱的时候，孙可望就制定了“不妄杀人，不焚庐舍、淫妇女”的政策，大西军因此对百姓秋毫无犯，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也为日后治理云南打下了基础。
再比如，孙可望在征调民夫运粮的时候，给的待遇往往很优厚，民夫们都乐于为其效力，甚至不知疲惫地连续劳动。
孙可望之所以能平定沙定洲之乱，跟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在充分展现军事才能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很强的治理能力。
沙定洲之乱平定后，孙可望审时度势，决定在云南休养生息，但在此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吏治，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好的执行者，再好的政策也会变成害人的政策。
为此，孙可望杀掉了一批贪官污吏，任用了一些贤能之人，很短的时间内，云南的官场就焕然一新了。
接下来，孙可望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核心是土地问题。
在当时的云南，土地一共分为五种，分别是民田、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屯庄和勋庄，而掌握土地最多的竟然不是农民，而是黔国公沐府。
据记载，沐府统治云南二百余年，虽然只是公爵，其实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土皇帝。
沐家在云南有多威风，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在云南人眼里，沐府就是朝廷，土司在沐府面前就像奴仆一样。
沐家的地位，一是祖上打下来的，二是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构造所决定的，明朝指着沐家镇守西南边陲，因此给了沐家许多优待。
在土地问题上，明朝允许沐家以“钦赐”和“投献”的方式得到土地，并且沐家的土地只需要缴纳极少一部分税赋。
在二百余年时间里，沐家通过土地兼并，获得了大量土地，也聚集了大量财富，仅在第一、二代黔国公时期，沐家就富甲天下了。
到明末的时候，沐家的土地达到了竟然了一万顷以上，占到了云南可耕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如此多的土地变成了沐家私产，云南能富裕得了吗？
现实情况其实更严重，除了沐家的土地之外，云南其他土地则大半掌握在土司和寺庙手上。
也就是说，云南百姓掌握的土地，其实是非常少的，他们大多数人只能充当佃户，给地主打工以换取勉强裹腹的粮食！
而在沐府和土司的土地上，管理模式则更加落后，几乎等同于农奴制，治下的农民地位低，待遇差，其实就是奴隶。
很显然，云南的土地制度，不顺应时代，严重阻碍了云南的经济发展。
沙定洲之乱后，云南的农业和经济发展，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云南原本矿产很丰富，却退化到只能使用原始的“贝币”的地步！
孙可望意识到，如果不改变遇难落后的土地制度，云南永远不可能富起来，那谁到云南也别想活得潇洒，大西军几十万将士，可能连吃饭都是问题。
1647年5月，孙可望下令，将云南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改为营庄，包括沐府、土司、寺庙的土地在内，由专门的人负责管理，地主不再参与管理，只享受收益。
孙可望还规定，负责在营庄耕种的佃农，每年将一半的粮食上交，这一半粮食又分成两份，一大半充当军粮，一小半交给地主。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了，地主继续拥有土地，而官府负责经营，农民则负责耕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官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唯一吃亏的是大地主，但好在地主只是少数人，在强大的大西军面前，他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样呢？
至于沐府，能够活下来已经很好了，收入少点也是能接受的，沐天波在这点上做得不错，给予了孙可望很大的支持，如果他反对的话，孙可望也很难实施土地改革。
就这样，孙可望一举摧毁了云南落后的土地制度，云南的农业发展重新焕发活力。
为了配合农业发展，孙可望还实施了一些政策，比如他大力号召外出的农民回来继续种田，给予税收优惠，甚至发放种子和耕牛。
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孙可望在一点上也花了大力气，他前后疏通了昆阳境内的海口，修建了澄江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剑海治理工程，等等，使得云南年年丰收。
要知道，云南的地理环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会造成很大阻碍，并且孙可望还要对清朝用兵，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还能对农业发展这么重视，而且取得显著成效，足见他治理水平之高。
在此过程中，孙可望派遣了大量将士参与到农业发展当中，“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军队参与农业发展，也是云南农业快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仅仅花了三年，云南就“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云南的经济发展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区之一，对清廷统治下的人民造成了极大震撼和吸引力。
这一点，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也有记载，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僚说：
甚至连远离云南却富甲天下的江浙地区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可见，在孙可望的治理下，云南被他打造成为人间乐土，而他的大西军也十分富裕，以至于1648年丰收之后，他兴奋地“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出手相当阔绰。
1649年，云南再次丰收之后，孙可望解除了之前为了崇俭抑奢而颁布的“农民诸禁”政策，让百姓们在元宵节当天放花灯，这是云南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盛世景象：
在金融政策上，孙可望也进行了改革，他宣布废除贝币，开采铜矿铸造钱币，日"兴朝通宝"，很快就在云南民间流行，一举稳定了云南金融。
由于孙可望将云南打造成为南明重要的后方基地，使得南明军队（主要是大西军，南明军队当时几乎损失殆尽）与清军屡战屡胜，收复了广西、湖南、广东等地，清朝多位大将战死，南明抗清高潮再次出现。
当然了，孙可望后期的表现不太好，或许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强，认为永历帝不堪为主，于是对皇位产生了觊觎之心，竟然挟持并囚禁了永历帝，并在贵阳建造宫殿，俨然以皇帝自居。
后来，自尊心极强的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功劳产生了嫉妒心，竟然出兵攻打李定国，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内讧，最终兵败降清，在清朝没活几年就郁郁而终。
可见，孙可望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他一方面是一位顶级人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作为，是南明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