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帽之谜：女老板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故事与权力斗争背后的隐情，“5年研发+亿元融资”，这家苏州企业把电池回收做成了全球生意风味江湖① | 从代粮应急到风味觉醒，白酒进阶的“时代印记”若一个人需要被治愈，那往往意味着他受了伤。我想从“受伤”这个主题讲起，先分享一个故事。
以中国女性企业家王珊珊的故事为例，探讨其不为人知的职场现实、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的复杂性以及她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应对挑战。
王珊珊，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她的企业——上海嘉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股份”）成为中国最早的私营上市企业之一。自2002年起，她开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直到2013年卸任。
作为一家拥有数百名员工和全球化的商业实体，嘉宝股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王珊珊女士的精心规划和领导。在公司内部，有一种独特的现象被称作"绿帽之谜"。即一些高管团队成员（包括王珊珊本人及其前男友）因涉嫌婚外情或其他不当行为而遭到指控或弹劾。这种现象在许多中国企业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男性主导的企业环境中。
尽管这种争议和纷争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真相究竟如何？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婚姻出轨或者职场利益冲突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力斗争、个人隐私保护和社会道德规范。
王珊珊本人的事业生涯无疑证明了其在商业领域有着卓越的能力和领导力。她是嘉宝股份的创始人，从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逐渐晋升为CEO，不仅带领公司实现了快速增长，还成功地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决策，如收购国外上市公司、进军海外市场等。这些成就不仅赢得了业界的高度评价，也为中国女性企业家树立了一个典范。
随着事业的成功，王珊珊也面临着一种微妙的身份转变。曾经是家庭背景的她，如今成了商业领域的领导者，这一角色的转换对她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她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还要处理职场压力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否能够保持自我，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重点。
王珊珊的权力斗争并非只局限于其个人情感关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中，女性企业家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性别歧视、薪酬差距、职业晋升机会等问题。这些矛盾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和制度的偏见和不公平，使得女性企业家无法获得与男性同行同等的尊重和待遇。
面对这样的挑战，王珊珊选择了勇敢站出来发声。她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公司的公平待遇和透明度，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她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于女性领导者的认知和支持，争取更多的平等权利和公正对待。
“绿帽之谜”反映了中国女性企业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揭示了她们在职场和生活中如何坚守职业道德，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展示出了一种积极应对挑战的精神风貌。王珊珊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领导能力，成为中国女性企业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也为中国的商业环境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生机。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的当下，动力电池回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日前，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萃循环”）宣布B轮融资再获突破，新增太平科创基金数千万元投资，至此B轮累计融资超亿元。
据介绍，这笔资金将精准投向电池材料再生技术研发与海外项目合作。这家于2019年成立的苏州企业，靠什么吸引这么多投资？
五年技术攻关
南下扎根苏州
博萃循环的创业起点，要从创始人林晓的科研转型说起。
不发论文、不泡实验室、常年跑客户……林晓曾被看作是研究所里的“异类”，早年便展现出对技术转化的执着。他发现国内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实际技术需求往往隐藏在产业一线，而非学术研究的热点中。
2005年起，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的林晓，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与企业联合攻关，历时5年建成世界首条钒铬分离与万吨级钒铬废渣生产线，首次深刻体会到技术转化对产业的巨大价值。在美国访学期间，林晓接触到碳足迹及全生命周期生态化设计等前沿概念，回国后他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技术化、装备化和商业化推广。
2019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逐步进入退役高峰期，林晓意识到电池回收领域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当年5月，林晓在北京创办博萃循环，正式开启了从科研工作者向创业者的转型之路。
走出科学院，投身真正的商海，林晓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团队研发需要化学实验室和生产组装车间，但北京城区难以满足搭建大面积化学实验室和生产组装车间的需求，经过考察，他最终选择将公司落地苏州工业园区。
良好的产业生态、国际化环境和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为博萃循环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落地苏州后，林晓迅速组建起一支由中国科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院校人才组成的跨专业国际团队。团队在电池材料、关键金属分离纯化、萃取剂合成、碳足迹等领域展开深入研发，实现从电池拆解、分选、萃取到材料再生的全流程装备工业化和规模化。
发展至今，博萃循环在苏州已建设办公、实验、装备加工测试场地约4000平方米，项目已完成核心分离材料研发、工艺开发、设备研制，已为国内宁德时代和华友钴业等头部企业，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客户提供技术方案、工程设计、装备制造、回收产线等“一条龙”运营服务。
萃取降本30%
“因池制宜”构建技术
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传统工艺依赖“破碎-浸出-沉淀-萃取”线性流程，每回收1千克锂需消耗15-20千瓦时电能，相当于3辆新能源汽车行驶1公里的耗电量；处理1吨三元电池废料，需消耗200升强酸溶液，产生300升含重金属废水，处理成本占总流程的40%以上。
博萃循环基于创新研发的BC196、BC211萃取剂构建的新型萃取体系，具备流程短、成本低、废水少和收率高的显著优势，可实现镍钴在钙镁之前优先萃取，镍镁、钴镁分离系数显著提升，使萃取流程近乎减半。实际应用中，该体系能同步萃取镍钴锰并直接生产电池级材料，相比传统工艺，萃取设备投资降低30%以上，能耗减少10%以上，大幅降低前期建设成本与生产能耗。
针对不同区域电池类型差异，博萃循环还制定了“因池F宜”策略。
博萃循环摒弃传统回收厂“重资产囤料”模式，定位为“能源基础设施运维服务商”。它聚焦电池厂、车企、能源公司等大B端客户，打出“技术输出+装备定制+运维托管”组合拳，实现从单一设备供应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跨越。这种“轻资产+重技术”策略使其快速切入全球市场，为十余家能源领域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提供产业咨询、技术服务及智能装备，执行项目超60个。
抢占技术高地
从中国方案到世界标准
电池回收企业出海本质上是服务出口，与新能源汽车、电池等产品出口不同，核心是为海外客户提供专业的回收技术和解决方案。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博萃循环早早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
2025年1月，博萃循环与西班牙本土企业ILUNION、EFT-System达成深度合作，三方成立合资公司并启动建设年处理量6000吨磷酸铁锂电池的回收工厂。工厂投产后，可覆盖西班牙及周边国家约15%的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处理需求。早在2023年，博萃循环便与ILUNION展开技术合作，为其提供磷酸铁锂修复工艺的实验室验证和中试支持，通过两年时间的技术磨合与本地化适配，最终促成合资建厂。这种“从技术服务到合资落地”的路径，既规避了海外市场政策风险，又通过“中国产线预验证+欧洲合规认证”的组合拳，确保技术快速落地。
随着欧盟《新电池法案》等政策的实施，对电池回收的要求日益严格，这为博萃循环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法案规定，2031年底前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回收率需达到95%，锂回收率需达80%。而博萃循环的“短程闭环”技术路径，已能支撑国内头部企业实现镍钴回收率超95%、锂回收率超90%。这一技术优势不仅突破了欧美国家对中国回收技术的“效率质疑”，更精准契合欧盟法规对高回收率和低碳工艺的双重要求。
此次博萃循环B轮融资新增数千万元投资，新增投资方为太平科创基金，此前已完成由近亿元B轮领投方参与的交割，累计完成过亿元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电池材料再生技术研发及符合欧洲、北美标准的核心装备研制等，进一步加大全球先进电池回收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海外项目运营和国内外市场的产业化应用与扩张。
麦肯锡报告显示，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50%，动力电池回收需求爆发式增长，而欧美面临处理产能不足、环保成本居高不下等痛点。博萃循环的技术输出，恰能弥补欧美“产能缺口+技术短板”。通过资本与技术的深度绑定，这家苏州企业正构建起“技术研发-装备制造-海外运营-生态协同”的全球化产业闭环，为中国电池回收企业的“出海”趟出新路。
什么是江湖?
对侠客们而言，江湖在风雪、山野，在那些其奈公何的渡头，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意人生;对食客们而言，江湖在每一道菜中，在每一种特色小吃里，是嬉笑怒骂间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但江湖两个字，往往更意味着妥协与竞争，生存与发展。
对于白酒来说，江湖在没有硝烟的消费市场，在广大消费者的唇齿间。而这背后，品质始终是主导者，风味始终是品质最核心的价值符号，无论是从四大香型到十二大香型及现在各美其美的融合香型，还是从四大名酒到十七大名酒及如今美美与共的新名酒，皆如是。
从今天开始，佳酿网将以风味为视角，以产业为背景，以物产、人文、历史、经济等为维度，深入解析过去70多年间白酒风味背后的“江湖”，即“风味江湖”。
以下为“风味江湖”系列文章第一篇：从代粮应急到风味觉醒，白酒进阶的“时代印记”
“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这是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的一句话，也一度成为白酒起源的主流观点。
不过，近年来，伴随不少文物的出土，这一观点正逐渐被打破。比如2015年在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经过科研专家对其进行仿制和模拟实验，证实其具有蒸馏酒功用，这将白酒出现的时间提前至西汉时期。
其实，无论是始于西汉，还是在元朝诞生，这都丝毫不会影响白酒是中餐之外，另一张代表“中国风味”的亮丽名片。
而这一切，要从1949年建国后开始说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酒类市场如同百废待兴的国家一样亟待恢复和发展。在此背景下，为了规范酒类管理，国家将烧酒、高粱酒、白干酒等蒸馏酒统一命名为“白酒”。自此，以“白酒之名”，这个独具中国风味的酒类饮品正式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三年后的1952年，白酒行业迎来首次“全国大考”。这一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举行，其中茅台、汾酒、泸州老窖和西凤酒荣获“中国名酒”称号，即后来享誉全国的“四大名酒”。
不过，在这一届评酒会上，白酒风味并不是评选名酒的标准，而是从酿酒技艺、市场销售等维度进行评比。据史料记载，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为参赛产品设定了四个入选条件：一是品德优良，符合高级酒类标准及卫生指标;二是国内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所欢迎;三是历史悠久，在全国有销售市场;四是制造方法特殊，具有地方特色且不能仿制。
其实，仅仅第三条这一条，已将大多数白酒品牌挡在了门外。彼时，在政策指导下，白酒行业正处于恢复期，除了少数私人酒坊完成公私合营，实现从杂门杂派向名门大派进阶外，大多数酒坊仍为前店后坊的传统生产模式，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白酒产量非常有限。当时白酒产量最大的是汾酒，但其年产能峰值也仅有200吨左右，还不到现在一个规模酒企半个月的产量，因此没有几款白酒可以做到“在全国有销售市场”。只有19款白酒产品参加了这一届评酒会，也间接揭示了这一历史情况。
著名白酒专家，第四届、第五届全国评酒会评委张武举曾表示，第一届全国评酒会缺乏口感尝评，不是靠基本的色、香、味获胜，而是根据市场销售和化验指标进行评选，在当年谁产能多卖得多，谁就能获奖。
这种“以量取胜”的评选标准，其实反映的是社会现实。1952年，全国饮料酒(包含白酒、黄酒、葡萄酒、药酒等)总产量为23万吨，人均年占有量仅1.2斤左右，相当于现在众多爱酒人士最多一周的小酌量。在当时“八口菜一口酒”的现实背景下，人们能够喝到白酒已是莫大享受，谁还顾得上品评风味?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虽然评选标准与白酒风味无关，但这一届评酒会却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四大名酒”背后天然暗合了如今的白酒四大国标香型——浓香、清香、酱香、凤香。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这一届评酒会的评委们一定知道：山西推荐的酒“清冽如泉”，四川参赛的酒“窖香扑鼻”，贵州报送的酒“酱味浓郁”，陕西带来的酒“醇香秀雅”，只是当时客观历史不需要用风味来评比、用风味来表达。
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必然折射特定的历史国情，烙刻特定的历史印记。建国后，白酒属于战略物资，是国家和地方利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比如汾酒在1950-1960年代占比山西轻工业产值的15%等。另外，白酒也是矿工井下作业以及海上捕鱼人员等体力劳动群体的必需劳保用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家举办评酒会，其实就是希望名酒发挥示范效应，激励更多酒坊多出酒、出好酒，并加速进行工厂化改造和转型，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及人民所需加快恢复正常循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捋起袖子加油干，同心共铸中国梦”。
但这背后却有一个“悖论”。彼时，国内物资短缺，尤其粮食供紧张。据《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的数据显示，1952-1954年，全国人均粮食年占有量为560斤左右，人均每天粮食为1.5斤左右，基本处于温饱线的边缘。反观白酒，它是一个高耗粮行业，每生产1斤需耗粮3斤甚至更多，但它又是利税主要来源不能停产。因此，如何平衡粮食供应与酿酒所需，成为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聪明的中国人总会在特殊时期展现他的智慧。这一时期，粮票、布票、酒票等相继出现，从而将有限的生活消费品分配到最需要他的人手中。如今，我们只要带钱或手机，就可以即买即用，而在当时即使有钱，若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票证则不会买到东西，比如买酒就必须携带酒票。
尽管如此，这种“凭票购物”制度治标不治本，所幸这时候烟台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建国后不久，为了响应国家“降低粮耗”，以及研究“代粮酒(非谷物类所酿白酒)”的号召，白酒行业提出了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变革”的课题。
这场变革的转折点是1954年。这一年，时任轻工业部烟酒局、食品局高级工程师的酿酒专家周恒刚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将大曲中的酿酒微生物接种到以麸皮(小麦加工面粉的副产物)为原料的培养物上，成功研制出了麸曲酒母，节约了制曲原料。
因此，在那个粮食短缺的时代，麸曲酒母被广泛应用于白酒酿造，从而让麸曲白酒风靡一时。时至今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少酒企也会使用麸曲酿酒，典型的是中小清香酒企。
但在当时，麸曲技术能够快速开花结果，则主要得益于“烟台操作法”在全国的推广普及。1955年3月，周恒刚前往烟台，著名的“烟台试点”就此开启。只用了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他便带领10余名专家以薯类为酿酒原料，以麸曲酒母为秘密武器，总结出了一套“薯干原料、绿曲酵母、合理配料、低温入窖、定温蒸烧”的酿酒秘笈，即“烟台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将淀粉出酒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70%，若按1956年全国推广后的白酒产能计算，每年可节约粮食超50万吨，降低粮耗成果显著。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操作法让薯类作物在“白酒江湖”崭露头角。相比小麦等传统谷物类作物，薯类适应环境能力更强，且种植面积大，尤其当时亩产量相对更高。伴随“烟台操作法”在全国的推广，薯类成为当时“平替”谷物酿酒原料的存在，全国各地也就此掀起了薯干酒的生产潮。彼时，薯干酒成为经济型白酒的代表，因其口感带有较浓的薯干味儿，也被广大民众称为“地瓜烧”。
实际上，这场酿酒变革中涌现的不仅有“地瓜烧”，橡子、芭蕉芋、金刚刺等野果杂粮，也都曾在酿酒师的巧手下化作杯中物。数据显示，代粮酒产量高峰期一度占比白酒总产量的40%左右，浙江、广东等地的代粮酒甚至占比本省白酒总产量超过80%。
作为粮食短缺时代的产物，这些代粮酒确实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白酒的需求。但客观地说，无论是口感，还是饮后体感，这些代粮酒都无法与传统意义的中国白酒相提并论，因此1980年代以后，伴随白酒在供给侧端的改善，它们逐渐淡出了白酒界。
回顾这段历史时，一位青岛老渔民曾这样描述，“那年月每次出海都得揣上几瓶‘地瓜烧’，喝一口辣得喉咙冒火，一路烧到胃里，不过解乏是真得劲儿。现在想想，估计一口都咽不下去了。”
站在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代粮酒的研究和推广，白酒行业实现了技术创新和资源替代，但代粮酒的出现始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特殊年代的一种妥协，主要是为了解决白酒“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它的风味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如何平衡市场短期应急与行业长期发展，成为国家相关部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第二届全国评酒会的举行指明了一些方向。
1963年，在白酒的发展史上，注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白酒的“色香味”第一次站上了舞台中央。
彼时，国家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在解决了白酒“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老百姓开始追求白酒的“好不好”。与此同时，全国私营酒坊基本完成了国有化整合，白酒行业初步形成了以茅台、五粮液、汾酒、泸州老窖等为代表的一批“名门正派”。
基于此，为了选拔优质产品，满足老百姓“喝好酒”的消费需求，由轻工业部主导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应运而生。相比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主要以市场销售为评选依据，这一届评酒会首次制定了科学化评酒规则，包括密码编号、分组淘汰、独立评分等程序，强调公平性和专业性，这为白酒品评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初步基础。
更为关键的一点，这一届评酒会首次采用了“色香味”的感官评审标准评选名酒，这是白酒行业进入风味时代的起点，也成为白酒风味“觉醒”的历史坐标。比如评委们为古井贡酒写下的评语是“色清如水晶，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从行业角度来看，当时评委们写下这些评语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历史，正在为白酒香型划分奠基，正在推动白酒从“工业品”向“艺术品”升华。
事实上，这一届评酒会评选出的“老八大名酒”及为其写下的评语，更清晰的展现了白酒风味的图谱，比如五粮液凝聚五粮精华的“喷香”效应、茅台三高三长工艺的“酱香”韵味、汾酒地缸发酵的“纯净”哲学等。
时至今日，这些评语早已成为广大消费者检验各大名酒品质、点评各大名酒风味的重要指引。尤其是到现在，“老八大名酒”依旧左右着“白酒江湖”的发展格局，目前行业T9阵营中，它们占据了其中的六席。
从历史角度来看，其实正是得益于这一届评酒会对白酒风味的价值输出，以及“老八大名酒”在社会上产生的强烈反响，从而促进国家有关部门加速了对白酒风味来源的科学探索。
1964年，在轻工业部主导下，“汾酒试点”正式开展，最终确定汾酒的主要呈香物质为乙酸乙酯，解析了微生物群落对风味的影响，并形成了85万字的技术资料。这一试点工程不仅使汾酒产量提升了30%，也为后来清香型白酒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是在这一年，轻工业部还开启了“茅台试点”，确定了茅台酒具有酱香、窖底香、醇甜香三种香型体，发现了茅台的主要呈香物质为丁酸乙酯，并进一步规范了制曲、酿酒传统工艺和操作。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推动了茅台酒生产技术的进步，更为后来酱酒行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