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勿过度干预家庭事务：掌握分寸，尊重个体权利与责任，诺奖作家西蒙代表作《历史》：当小说走向造型艺术原创 “歌剧行动”：对核反应堆的空袭（第二部分）当天晚上9点多，赵丽颖突然发了一条微博：“蹭一个渣浪给的热搜，《在人间》要定档了。”附上了“赵丽颖恋情曝光后首亮相”的热搜词条。瞬间，网友们的讨论激烈起来：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关系日益复杂。其中，公公或婆婆作为家中的一份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如何恰当地把握分寸，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责任，并避免过度干预，成为了现代家庭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公公或婆婆应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作为家庭的一员，他们的职责不仅包括照顾家人、提供经济支持等基本义务，更包含教育子女、参与家庭决策等方面的责任。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理解和尊重子女们的需求和兴趣，同时也应该理解并接受自己作为长辈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如果孩子有不良行为或兴趣爱好，公公或婆婆可以通过引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途径发展自我，而不是强行干涉或压制。
公公或婆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教育程度、性格特点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与其以权威、强权的方式进行决策，不如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倾听家人的意见和建议。这不仅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也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自主意识。
公公或婆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学会妥善分配家务分工。家庭成员之间应建立合理的分工机制，如轮流负责家务、分工解决家庭问题等。这样既能让每个人都承担一定的责任，也能确保家务工作的有序进行，减少因家务工作不均导致的家庭矛盾和冲突。
公公或婆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注意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可能无法亲自教给孩子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但通过言传身教，他们可以为孩子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可以通过分享自身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人生价值、处理人际关系、提升自我素养等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未来生活。
公公或婆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充分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和需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其敏感和脆弱的一面，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困扰或失落。公公或婆婆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关注家人的感受，及时给予关心和鼓励，帮助他们应对困难和挫折，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满足感。
公公或婆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应当把握好分寸，尊重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同时也要注意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以此为基础，合理分配家务分工，积极引导家庭教育，以实现家庭和谐、稳定、高效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公或婆婆作为家庭中重要一员的角色定位，成为家庭的建设者、引导者和促进者。
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1913-2005）
我很惊异于克洛德·西蒙的想法，在希罗多德之后，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历史》，需要多大的自信！此书出版于1967年，那时的西蒙还是文坛新秀，距他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早。到底是写怎样的历史？是国家、家族还是个人纪事？作家似乎都有所触及，却意不在此。相反，他用“反史诗”的姿态，捡拾日常生活的琐屑、表象世界的掠影。而这些恰恰是历史的剥落物，成为一堆注脚与见证。小说中叙事者父母的漫长婚约，是一条模糊隐约的线索，借由对一沓来自世界各地、年代错乱的明信片进行描绘，不同历史场景得以铺展。
明信片不止是道具设定，更是叙事的架构与平台，正如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中衍生与内置的文本，可增补故事链条与情节。它潜藏一种记忆召唤机制，所有历史都变为“压缩的图像”。从而，西蒙在绘画上的造诣得以尽情施展，他将小说化为一种影像志。明信片同样提供了属于作家的异托邦，可以任意集合、并置不同世代，构成新的时空体。如不同日期（时间的绵延）、地点（空间的拼图）、签名（人物的亲证），将形成一种浪漫的地理学漂流。
我更愿将书中人物视为不同的景观。他们是作为风景出现的路标。西蒙对明信片的叙述，是对人物的框定、取景与构图，其本质是历史的想象。如人物该置身于历史何处（位置），如何与历史环境发生关联（轨迹），都是描写所赋予的。这些问题切入这部小说的核心——作家所言的“历史”，并非作为纪事的历史，而是人物的历时状态，即任何当下生活背后的“历史性”。西蒙要做的是选取最具包孕性的时刻，连缀起历史的前景、中景与景深。
小说的“取样”就显得颇为重要，不同生活截面将暗示历史线条。叙事者的童年、母亲的青春、外祖母的老年，这是贯穿三代人的生活样本。从殖民地、别墅老屋到旅行地，又形成空间联动的快闪效应。“科伦坡，巴涅尔-德比戈尔，纽伦堡风光，开罗的阿拉伯女孩，克勒兹岸边风景，植物园，风景如画的佩尔什，加瓦尔涅大瀑布，新加坡，亚丁……”他意欲取消叙述位置的确定性，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界限不再存在。换之而来的，是以游弋姿态鸟瞰一种总体性生活。
与此对应，西蒙需要营造漫长的心理时空来指涉历史。这种心理时空时而令人焦灼，伴随迟滞的出神和催眠的恍惚。正如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的某种结合，前者也写上流贵族社会的交游，后者也写发生在一天的事。如何把历史装入一天之内？这需要心灵的无限扩张和感官的极度膨胀。小说中随处可见知觉的移涌：听觉、视觉、触觉几乎同时喷涌，流动转化。“钢琴弹奏出的某些音会使橱柜的某一扇玻璃门颤动起来。在它凸起的表面，倒映着乐师们的影子和大提琴的光影，拉伸成细长的竖条，呈现出黑色、柠檬色和花心木色。”
作家的描绘充满历史比附、艺术象征与隐秘直觉。这源于他拥有“两种目光”：
一是将生活直接化为历史意象。“背景中有战争、战利品、武装商船、麦穗和天平。根据这个人物所穿戴的盔甲、貂皮、假发或维多利亚式领带，在石膏上叮叮当当、尘土飞扬地凿出一个个可相互替换的名字：凯撒，弗拉科斯，查理，罗兰，腓力，罗斯柴尔德，矮子丕平，秃头查理，美男子腓力，恢宏者罗贝尔。”
二是对人物任意变形与降格。“他的身形看上去如同一个七歪八扭的土豆袋子，上面顶着一个小圆团，圆团上镶着两个凸起的部分，像是两个把手(实际上是耳朵）。”这种几何解析，完全是立体主义的特色。而在历史与艺术图景之外，还有一个动物性的世界。“从这个上了浆的硬圆圈里，伸出了他的乌龟脖子，灰不溜秋，沟壑纵横，垂在甲壳外面。”“有时候可以瞥见她们伸出粗糙的灰色舌头快速一舔，可以说像是食虫类动物镇定而精准地伸出黏糊糊的舌头，迅速咬住苍蝇、蚂蚁那样的猎物。”
与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不同，西蒙的迷幻是叙述本身带来的斑驳陆离。他完全是印象主义手法，如同点彩派画家在外光中作画，堆叠色块。“在老妇人们绣着珍珠的炭黑色上衣下面、她们沮丧颓唐的面容下面，年轻姑娘光滑柔嫩的肉体之内，某种贪吃的东西跳动着、啃食着……地毯上那些水果和枝叶由涡形饰纹环绕着，饰纹的颜色本该绚烂多彩，现在也失去光泽，显出一片淡绿、淡黄、淡红、淡粉。”
围绕“我看见”“我听见”“我想到”这三大要素，他最大限度地削弱对话与情节。这是一种描述型小说，叙事早已归为其次。读后只有人物绰影、生活痕迹。人的一生也许只是一个神情，整个世界都是蜚短流长。“外祖母则站在那里看着他，脸上的神情是亘古不变的惊愕悲戚，就好像她所处的那个世界不怀好意，向她展露的永远只有暴力可怕的一面，譬如那些钱财的问题、仆人们的家长里短、科里娜袒胸露肩的行为举止。”
《历史》与《刺槐树》《导体》等作品相通，形成了典型的风格。我将其总结为：感官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完全覆盖，直觉主义、心理主义对人物事件的拆解重组。一个刚刚井然有序、安定平和的世界，“背面不过是混杂的各种气味儿和堆积到排水沟里的碎片垃圾”。我们发现了一个个凝固的瞬间，人物像画卷、浮雕一般，得以陈列并延展。甚至，作家不遗余力地描画与雕刻，使小说走向了造型艺术。这或许是新小说派作家的隐秘共通——无论西蒙还是格里耶，都潜藏着某种物化主义的审美倾向，对物的世界，天然抱有迷恋与沉溺。当作家把感官抬升到首要地位，世界就是不同气味、色彩、声音的排列组合，对人物的情感判断，也完全建立在视知觉的现象之上。西蒙笔下的历史，乃是心灵世界对物理世界的赋值，是知觉体验对时空存在的混沌把握。
（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
“歌剧行动”又来到第二部分，咱们上一期刚刚讲完这些处心积虑密谋的偷袭者。现在听到一条消息，乌方使用无人机偷袭军用机场，多架战略轰炸被击中。传说为了这次行动，准备了18个月，估计这样又是一次里应外合的样板案例。其实我脑子一直有一个谜团，想问问印度，你们的“朱砂行动”计划多久？
每次讲这样的故事我都非常小心，因为内容敏感，很多词语需要修饰与删改。这就导致你们阅读上会有一定障碍。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折中。要不，不是限流，就是你们根本看不到。就是这样小心，还是被限制了，最后还是要进行一点小小的修改。不讲闲话咱们进入主题。
行动日期的选择是基于天气条件：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上空必须有良好的气象状况。这种天气通常在春夏季出现在该地区。“歌剧行动”的最后期限由情报部门确定。根据摩萨德的情报，反应堆预计将于1981年9月加注核燃料。必须在此之前发动打击，以避免局部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
不过，当时的总理（贝京）希望更早行动——最好能在6月30日选举之前执行。另一个限制条件是“星期日”。根据预测，在星期天，伊拉克核中心内不会有外国专家在场。
贝京最终定在5月10日星期日执行。这一日期绝非偶然，正好与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同日。当时预测弗朗索瓦·密特朗将获胜，而他打算终止与伊拉克在核领域的合作。以色列国内反对“歌剧行动”的人如果密特朗当选，将手握一张强有力的王牌。5月10日，是法国下任总统人选仍不明朗的最后一天。
5月6日，行动获准执行。次日，十架F-16战机（八架作战机和两架备用机，来自两个中队各五架）飞抵埃齐翁空军基地。大多数飞行员首次得知他们任务的目标。接下来的两天，他们研究了巴格达附近核中心的照片和手绘图，熟悉飞行路线和作战航线等内容。
行动在5月10日被取消。传说中，战机已挂载炸弹和副油箱并滑行至跑道，准备起飞时才被取消。虽然这一说法未必准确，但行动确实被取消了，原因是出于以色列国内的部分因素考虑。
空袭的情报传到了西蒙·佩雷斯的耳朵（或眼中）。5月9日，佩雷斯致信贝京，敦促取消或至少推迟空袭，并以公开此事相威胁。
围绕“歌剧行动”构建的保密墙，从某些方面来看，简直就像敖德萨或别尔季切夫那种共用公寓的墙。某位飞行员冒险将此秘密告诉了拉蒙。八名飞行员中的四人，尽管被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是将即将执行的任务告知了妻子。知情人名单几乎无穷无尽。很多回忆录中列出了一大串“知情亲属”，这些人都是被“悄悄地”透露了军事机密。所以情报泄露到佩雷斯那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彼·盖达尔《关于军事机密、少年奇巴尔奇什和他坚定誓言的童话》中写道：
法国大选中，密特朗如预期般获胜。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在胜选后不久的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法国与伊拉克的核合作。新总统以某种矛盾的方式，反而帮了贝京一把。
新的空袭日期定在 6月7日星期日。6月5日星期五，F-16、F-15、预警机E-2C以及CH-53直升机再次抵达埃齐翁基地。预警机“鹰眼”负责监控邻近以色列的叙利亚、约旦和沙特的空域。直升机部队准备执行可能出现的搜救任务。
被调动执行“歌剧行动”的兵力远不止这些部署在埃齐翁的飞机和直升机。6月7日当天，一架波音707空中指挥机在以色列上空盘旋，协调全部参战力量。驻扎在拉马特-大卫和乌夫达空军基地的战斗机中队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以防在F-16和F-15战机从伊拉克返航途中遭遇约旦、沙特或叙利亚战机的拦截。
在战斗起飞前，以色列空军司令戴维·伊夫里和作战司令拉斐尔·埃坦对飞行员进行了训话。埃坦还给每位飞行员发了一颗椰枣。关于这件事，有一则广为流传、据说来自拉兹本人的带有典型犹太幽默的说法：
除了椰枣（这不是传说），飞行员们还得到了数量可观的伊拉克第纳尔。若是飞机被击落，不论是连机迫降还是单独逃生，这些钱也许能在敌方境内派上用场。事实证明，第纳尔并未派上用场。飞行员们本想留下一两张作为纪念，但这些钱发出时就已经登记在册，最后全数收回——纪律与监管不可动摇。
执行任务的八架战机与八名飞行员如下：
第一编队，117中队：
2000年代的照片：
机身上绘有编号，垂尾饰有希伯来语铭文。拍摄时间无法确定。
第二编队，110中队：
照片为1980年代初所摄。
拍摄于2006年，该机当时隶属于第115中队。
照片拍摄于1980年代初。
2006年照片，该飞机服役于第115中队：
拍摄时间为1980年代初。
2004年照片
四机编队的战斗队形为“指尖队形”：在前导双机中，僚机位于领航机左侧；第二双机在其后右方，僚机位于领航机右侧。
由于上校“伊夫塔赫·斯佩克托”被编入110中队的编队，迫使人们重新安排该四机编队的作战队形。原本担任2号位的是导航员“伊兰·拉蒙”上尉。斯佩克托上校顶替了第8号飞行员的位置，此人的姓名至今未被公开。
即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打击编队的损失也应在两架飞机左右，最可能被击落的是尾随飞机。第8号飞行员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必死之人”。
“必死”？难道没有弹射座椅和降落伞？当然有，甚至鼓励弹射逃生。以色列国防军有一条明确规定：落入敌手的人员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性命，包括泄露所有已知情报。
顺便说一句，行动前，“埃坦”几乎直接命令飞行员：一旦被俘，就应老实回答对方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位110中队的导航员拉蒙上尉能泄露什么？而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斯佩克托上校又能泄露什么？这才是关键。因此拉蒙被安排在尾位，而斯佩克托被调到原本属于拉蒙的位置，生还概率高得多。
然而多年之后，死亡还是在空中找上了拉蒙。
1981年6月7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飞行员们启动了发动机。完成所有常规检查后，尽管违反所有条例和规定，但还是对发动机运转中的F-16进行了一次加油。因为在检查和滑行过程中，每架飞机大约消耗了150公斤燃料，而此时每一公斤燃料都不仅仅是金子，而是生命。
F-16以四机密集编队起飞。最尾部的飞机——拉蒙的F-16——于以色列时间16点01分离地起飞。
历史上留下了两张拍摄于6月7日埃齐翁空军基地的照片：一张是为某架F-16加油的画面，另一张是117中队四机编队在跑道尽头排列准备起飞的场景。
接下来是全程无线电静默下的飞行：在距离地面10至100米的高度飞向目标，飞越侯赛因的游艇、消失在艾尔-米勒湖中的小岛，还有历史上首次在挂载炸弹的F-16上投弃副油箱。油箱是在穿越伊拉克边境后、飞行接近第一小时末时被投弃的。不久后，两对F-15从F-16编队中分离，其中一对紧随打击组，另一对则保持一定侧翼距离。F-15飞行员爬升至7500米高度，准备应对敌机的拦截。
F-16座舱里的飞行员们紧张地等待着导弹的发射、等待防空炮的轰鸣——但什么也没发生。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在睡觉”。
人们经常试图在采访中引导“拉兹”去嘲笑阿拉伯人，说他们如何糊涂，连袭击都睡过去了。但他总是讲同一个故事：
1989年10月11日，一架叙利亚的米格-23战斗机降落在应许之地——以色列。而以色列空军总部直到从着陆地打来的电话后才知道此事（着陆点是一个小型机场——米吉多机场）。总部最初甚至不相信：
——开什么玩笑！一架米格-23？怎么不是整个叙利亚空军的战斗机都来了？
“低空、高速，加上飞行员的专业素养和突然性因素，足以骗过任何防空系统。”——这是上校泽埃夫·拉兹的观点。
在距离目标20公里处，F-16编队进入战斗航向，打开加力燃烧室，爬升至1500米高度。随后俯冲并投弹。八架飞机在80秒内完成投弹。第一批炸弹在伊拉克时间18:35（以色列时间17:35）落在核反应堆上，正好是日落前半小时。
第一批投弹的并不是编队长。就在投弹前的最后几秒钟，“拉兹”不得不修正航向，因此被“亚德林”超越。可惜对伊拉克人而言，唯一投偏的是“斯佩克托尔”；他的炸弹摧毁了珍贵的意大利设备。还有两枚炸弹击穿了反应堆的穹顶却没有爆炸，后来这两枚炸弹成了伊拉克人修复设施时的巨大麻烦。仿佛是“上帝之手”——以色列人未竟之事反而成了伊拉克人的灾难，“拉比”果然高明。
袭击彻底摧毁了核反应堆，实验室也被破坏，导致10名伊拉克人和1名法国专家死亡。
虽然核中心周围布有数十门防空炮，但它们是在投弹结束后才迟缓地开火。实际上，防空部队原本有机会击落一到两架F-16。拉兹经历了十分紧张的十分钟，直到所有战机在攻击后重新集合。每名飞行员在投弹后都会通过无线电广播一个代码词。但拉蒙（Рамон）保持沉默，他正忙于执行反防空机动。战友们有整整十分钟认为这位领航员已阵亡。
所有参与此次袭击的飞机都顺利返回了埃齐翁空军基地，飞行共持续了3小时10分钟。
当天——1981年6月7日——十架F-16（八架执行打击任务，两架为预备机）从埃齐翁空军基地飞回本土的拉马特·达维德空军基地。几天后，以色列总理贝京（贝金）访问了该基地。
所有F-16飞行员都被提名授勋，但最终只有拉兹从埃坦将军手中接过勋章。拉兹自称从未佩戴过该勋章。
以色列在6月8日对外宣布成功突袭伊拉克。美国的军事专家，包括退役和现役人员，起初一致认为是F-4“鬼怪”战斗机参与了空袭。《纽约时报》配图用了F-15和F-4的照片。美军空军参谋部的一些军官在稍后获得“歌剧行动”的详细资料时，一度还认真认为以色列人是在忽悠他们，把F-16说成F-4。
《纽约时报》
贝京在关于空袭反应堆的新闻发布会上。
各国政治家的反应如预期般：谴责、愤慨等。在苏联，的谴责和愤慨仅停留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上，几乎没有进一步行动。美国对以色列实施了所谓制裁，盛大宣布暂停对以色列的F-16战机交付。交付在夏末悄然恢复，这些“制裁”未能持续三个月。
真正计划进行报复行动的只有“卡大佐”。利比亚下令准备空袭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设施。利比亚不像以色列那样有能力独自完成这类行动。苏联拒绝向利比亚提供以色列防空系统和核设施情报。利比亚空军对迪莫纳的空袭未能成行。
贝京由此下定决心，以色列以后可为所欲为。1981年12月，议会通过了《戈兰高地法案》，确认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的管辖权。1982年夏，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在贝卡谷地击溃叙利亚防空部队。
1981年，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私下谈话中（见格林涅夫斯基回忆录）威胁要“管教”以色列。1981年夏，里根仅口头警告以色列。而战争并未停止。黎巴嫩战争最终成为贝京的“回旋镖”，他于1983年辞去总理职务。以色列深陷黎巴嫩十多年。
“歌剧行动”的后果是“贝京学说”的形成。该学说主旨是以色列将通过一切可能手段阻止近邻及远方国家研制核武器。2007年，遵循该学说，以色列空军F-15轰炸摧毁了叙利亚核设施。该学说至今仍有效。过去20年间，针对伊核设施的打击讨论不断，但仍停留在讨论、计划和演练阶段。
意大利和法国终止了与伊拉克的核合作，严重影响了阿拉伯核武器项目。普遍认为，F-16空袭阻止了萨达姆在1991年前制造核弹，也因此保证了“沙漠风暴行动”的成功。
我对核技术一无所知，以下观点来自Dan Reiter著作《针对核计划的先发制人攻击及对奥西拉克的“成功”》（2005年，蒙特雷国际研究所核不扩散中心）。Reiter并非唯一“另类”观点支持者，类似结论也见于一些国际原子能机构文件。
Reiter观点得到伊拉克核项目直接参与者回忆证实，该回忆录于2022年8月16日在伊拉克网站发布：
从军事角度看，“歌剧行动”（Operation Opera）无疑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空袭，但其后果却颇具争议，对这些后果的评估也一直没有认真进行。无论以色列空军是否实施打击，伊拉克恐怕都不太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另一方面，这次空袭导致伊拉克政府对预算资金进行了激进的重新分配，这不可避免地对伊拉克武装力量的状态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两伊战争的进程，以及1991年对多国部队的相对微弱抵抗。炸毁反应堆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帮助了伊朗和美国。可以说，“歌剧行动”不仅激励了伊拉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将核武器纳入本国军火库的进程。
参与轰炸伊拉克的F-16A战机与飞行员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这些飞行员全部参加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
兹埃夫·拉兹（Ze’ev Raz）后来晋升为上校，曾任以色列空军学院院长（因此有传闻他反对“让女人开飞机”，实际上是他试图推动此事却未被允许），年事已高后投身政治和文学创作；他的书籍并非回忆录。
伊兰·拉蒙（Ilan Ramon）是“歌剧行动”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公认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飞行员，同时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工程师。他成为首位以色列宇航员实至名归，但最终却未能活着从太空返回地球。
阿米尔·纳胡米（Amir Nahumi）有着极为辉煌的军旅生涯，官至准将，并担任空军作战处处长；在空战中他个人共击落13架敌机，其中6架是在F-16上取得的。他于1996年退役，后从事商业活动。2021年，他遭一名持刀恐怖分子袭击受伤。
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在1987年成为F-15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在一次训练空战中因个人失误用实弹导弹击落了“对手”的F-15，因此递交了退役申请，但未被批准。亚德林后来担任以色列空军参谋长，并于2010年以军事情报局局长身份退役。
伊夫塔赫·斯佩克托（Iftach Spector）于1985年从军中退役，之后多年从事航空系统开发相关的商业活动。21世纪以来，他也如同拉兹一样，投身政治领域。
以色列·沙皮尔（Israel Shafir）于2002年以空军上校和特尔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司令的身份从现役部队退役，之后也在商界取得成功。沙皮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F-16和F-15上都取得空战胜利的飞行员。
关于飞行员雅法（Yaffe）和卡茨（Katz）的情况暂无更多资料。拉兹对卡茨的评价尤为温暖，特别提到他为人谦逊。自1981年以来，卡茨一次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所有参与“歌剧行动”的以色列空军F-16 Block 5型战机后来都升级为Block 10标准。这些战机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直至2013–2014年，随后被封存于乌夫达（Uvda）空军基地。参加“歌剧行动”的8架飞机中，有3架（编号78-0315、78-0332、78-0339）于2021年被出售给加拿大私人公司“Top Aces”。截至2024年，其中两架仍保持可飞状态。这些飞机保留了以色列空军的编号，同时获得了新的注册编号：N859TA（78-0315号机，原编号113）和N854TA（78-0332号机，原编号129）。
2022年
编号78-0311、编号107的F-16A战斗机于2015年被移交至以色列空军博物馆。其余四架战斗机可能仍处于封存状态。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