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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伊丽莎白·芬奇》里的主人公同样如此。这是朱利安·巴恩斯的一部新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伊丽莎白·芬奇和所研究的叛教者、罗马皇帝朱利安的故事，展示了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另一方的世界本质。
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雕像。
神秘的伊丽莎白·芬奇
伊丽莎白·芬奇是主人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位教师（这里所有学生的年纪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她是一个任何读者都愿意读到的人物——因为她是一个看起来总是和现实保持着距离的人，而读者在碰到这样的人物时，会竭力试图缩短那段距离，这也是阅读一个人物和在生活中实际接触一个人物的区别。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伊丽莎白·芬奇留给人的印象，那个形容词应当是“轻盈”。很多时候，“轻盈”和“虚无”这组词会让人产生混淆，它们似乎只是形容同一种人的不同褒贬取向，如果要进行判断的话，最佳方式是从其反义词进行观察，与轻盈相对的是这个人物背后有着某些具有重量的东西，而轻盈只是她的一种姿态，虚无则不具有任何需要面对的事物。伊丽莎白·芬奇便明显属于前者。
在课堂上，她从来不会陷入单一的思考。她举出了许多例如单一作物和单一文化的案例，让学生们反思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绝对“单一纯正”的事物；她也在讲述文学和历史的同时，让学生们思考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同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有时个人记忆会出现偏差，而人们更依赖于集体记忆，以及为什么有时候集体记忆可能是虚构的，又需要个人记忆进行弥补和修正。伊丽莎白·芬奇并不倾向于这两种态度的任何一种，她只是非常喜欢思考这类问题，就像她反问学生们“生活到底是悲伤而美丽的，还是美丽但悲伤的”一样。伊丽莎白·芬奇本人在乎这些问题的答案吗？可以说，她在乎，但她时而选择第一种答案，时而又选择第二种答案，二者似乎并不会对她本人的内心产生根本性的冲击。而她真正的内心，却又没有人能够了解。
因为她所面对的那一批中年学生们对芬奇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太多思考欲望，学生们不认为自己对历史上的奴隶制而言有什么需要承担的责任，会在酒吧谈话里讽刺地叫她“圣伊丽莎白”，她要求学生们了解所有仇恨的历史、包括你的敌人并要求阅读希特勒的书籍时，引起了学生的愤怒，然而伊丽莎白·芬奇自己便是出自曾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家族。在这群学生里，唯一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只有主人公尼尔，这也导致一直替伊丽莎白·芬奇辩护的他被同学称为“左派分子”。尼尔一直保持着和伊丽莎白·芬奇交流并共进午餐的习惯，他尝试从芬奇那里得到一些政治问题的答案，例如如何面对政治丑闻等等，而伊丽莎白·芬奇则展现出一种具有观点和立场却无法将其归类的姿态，她认为政府上下台就能改变现实的想法只是一种错觉，当尼尔问她这是不是证明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时，芬奇又表示理智上无政府主义很吸引人，但从现实角度和人性维度看，它又完全行不通，人们又必须需要一个能够统治的权力。
她对待所有观点的态度就像她对待吸烟一样，她知道那是个坏习惯，但她不会改变立场；她从不撒谎自己每天抽多少根烟，不否认自己有烟瘾，也从不说吸烟带来的快感——因为她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本身。她本人如同一个敞开的谜团，任何人都能走近，却没有人能够了解。在她去世后，她通过遗书将自己的所有笔记文件交给了尼尔来处理。尼尔决定通过那些私人文件来了解这个神秘女士的一生并且写一本传记。但他似乎也失败了。
叛教皇帝朱利安
朱利安·巴恩斯这本小说的重点似乎并不在于揭示伊丽莎白·芬奇这位女性的性格。篇幅不长的小说被巴恩斯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像是误导，讲述尼尔在学校里认识伊丽莎白·芬奇的过程，第二部则是将小说的重点交给了芬奇笔记里所研究的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第三部则交代了研究这些资料后的结论和最终的尾声。第二部的篇幅比其余两部分都更长，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小说的叙事几乎完全割裂，从主人公所处的现代回到了古罗马时期的历史。
朱利安是基督教历史中一位十分重要的皇帝。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踏足过罗马的罗马皇帝，他在出生后就接受了洗礼，在基督教会的教育中长大，然而朱利安却从来没有认同过基督教的价值观。由于在政治上，朱利安一直公开表现为基督徒的身份（应该是为了方便管理军队和统治国民），这导致朱利安被基督教学者们称呼为“叛教者”。历史上一直有不少关于这位罗马皇帝的研究，因为与其他压迫基督教发展的皇帝不同，朱利安除了“叛教者”之外还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衔，他并不是单纯出于政治原因而反对基督教，通过他写下的文字，人们可以看出朱利安是一个更推崇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家。在朱利安留下的文本《反对加利利人》中，他阐述了自己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他确信那些神话都是伪造的，是利用了人类内心热爱寓言、又愚蠢幼稚的那个部分，所谓上帝的十诫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与之相对的，古希腊的大量哲学家已经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思想的价值，“天文学始于巴比伦，几何学始于埃及，数理学始于腓尼基”，还产生了诸如柏拉图、苏格拉底、泰勒斯、阿奇达摩斯等哲学家、军事家、立法者，但基督教除了那些欺骗人的寓言外，没有孕育出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反对基督教，但朱利安同时拒绝用迫害致死的方式来清除罗马的基督教。他更像是一位带着混乱理想的哲学家。公元363年，朱利安在出征波斯的战役中阵亡。历史记载是一个波斯士兵向他投掷了长矛，也有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的刺杀。他留下了一句经典遗言，“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死后，再也无人能阻碍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国教。
《伊丽莎白·芬奇》
作者：（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严蓓雯
版本：译林出版社2025年3月
两个故事的联系
这两个故事看似比较割裂，但其实也存在着朱利安·巴恩斯所探讨的主题之间的联系，那就是人生与历史的模糊性。主人公尼尔以为自己拿到了伊丽莎白·芬奇的所有藏书和笔记后，能够彻底了解她的一生（例如她的过去、她的感情经历、重大的人生转折等等），结果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甚至连一封情书都没找到。伊丽莎白·芬奇的人生依旧是一个模糊的谜团。而伊丽莎白·芬奇的研究对象、古罗马皇帝朱利安也是如此，历史和传记资料并没能让朱利安的面目变得更清晰，反而愈加模糊。这难道不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吗？
伊丽莎白·芬奇在讲课时，经常会让学生们思考集体记忆的模糊性，小说第二部的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历史小传则是对这一点的印证。朱利安·巴恩斯在小说中写道，最开始历史学家们对朱利安遗言的记录只有简单的“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这一句话，这句话本身已经有点发明的意味，而在1500年后，这句话又被写成了“苍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已经胜利了”，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个简单的形容词，但每一次都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一个简单的“苍白”，却让朱利安具有了一种光辉的失败者意味。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在关于古罗马皇帝朱利安的记载中它们似乎融为一体。直至今天，古罗马皇帝朱利安依旧是个在历史研究中更加丰富、难以断言的人物。
而尼尔对芬奇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他耗费力气阅读了所有笔记和相关书籍后，伊丽莎白·芬奇的个人生活丝毫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反而愈发遥远。她留下的物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清晰对应她的过往。尼尔想要为她写一本传记，结果也只能根据他人的回忆去拼凑，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与现实相反的说法，例如芬奇的哥哥表示他们一家从来都不是犹太人（当然最终的事实是芬奇的哥哥在撒谎）。
熟悉巴恩斯小说的人会非常熟悉作家通过整本小说所营造的模糊感。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某物，反而离它更加遥远。巴恩斯在英国文坛也不是个口碑很好的作家，因为他保守主义鲜明的言论，以及看起来反对多元的一副“上世纪的老男人”的姿态，如果我们将这本小说视为巴恩斯对此的辩护的话——这本小说的论证叙述也的确多于叙事——会意识到那种姿态可能更倾向于一种不在乎。伊丽莎白·芬奇在讲课时曾经引用过一段伊壁鸠鲁的话，“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并不……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公职，也就是说，任何不属于我们行为的事物，都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事物，天生就是自由的、无牵无绊的；而不取决于我们的事物，是无力的、被束缚的……”。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主人公尼尔之外的其他人对伊丽莎白·芬奇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曾经对她的各种定义早已被遗忘，而她过去的人生依旧只有她自己了解。“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有些并不”，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再次重申了这句话。我们谁也无法决定他者视角下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那些属于我们行为的事物，同样也不会被前者所约束。
撰文/宫子
编辑/宫子 走走
5月17日，“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多元创生：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会议系2025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健，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徐健副主席向莅临大会的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推动学者之间交流互动，有力引领了本省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会既格外关注浙江地域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又密切关注全球化、科技发展对新文学的影响，从而将地域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开创出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对话国际的学术格局，为繁荣发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徐健副主席表示，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极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展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其创刊值得隆重纪念。返顾“新文化”与“新文学”，发掘并还原其历史丰富性，不仅有助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加科学辩证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何诗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浙江在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展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浙江不仅是《新青年》早期作者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更孕育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重要文学家与思想家。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作为浙江人文学术传统的承续者，始终致力于推进学科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创新。在吕漠野、张仲浦、郑择魁、陈坚、张颂南、吴秀明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的学术板块不断拓展，构建起了特色鲜明、内容多元、视野复合的研究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致辞中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由多元力量碰撞产生，绝非单一叙事能够涵盖，而具有丰富多元的图景，相关研究应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历史，赓续文脉。他还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整理保护新文化运动文献方面的成果。该馆通过探索数字化手段、建立文献数据库、举办专题展览、馆校合作等形式，为学者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这些珍贵文献不仅是新文化历史的永恒见证，更为学界重新审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生成机制提供了一手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强调，纪念《新青年》，本质上就是在叩问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与方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学最早的文体实验、形式创新、理论创新，也打开了古今对话、中西互通的桥梁，更建构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空间。对于《新青年》，学界不仅需要以其为起点，探寻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真实，更需要以其为原点，重新校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