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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13 日
马拉松战役浮雕（奥古斯都神庙，普拉）。/ 照片由 Jona Lendering 提供，维基共享资源
马拉松战役是雅典人的胜利，这增强了他们日益增长的自信。
由 P. J. Rhodes 博士撰写
前古典史教授
杜伦大学
关于马拉松战役，人们已经从如此广泛的视角进行了大量写作，以至于我可能不是唯一在这里认为，很难说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已经被某人在某处说过了。最终，这为我提供了论文的主题，我希望探讨由马拉松战役所引发的广泛学术研究。
马拉松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军事史学家，他们感兴趣于雅典人如何战胜波斯人以及他们成功的后果。值得提及的是一篇非同寻常的出版物——N. Whatley 为 1920 年在牛津举行的会议所写但直到 1964 年才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将马拉松作为案例，更普遍地探讨了我们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古代战役的经过，并批评了 20 世纪初普遍存在的一些过于自信的重建。 2 J. F. Lazenby 在一本关于波斯战争的较新的书中对将巧妙的战略和战术、比波斯人更好的纪律甚至属于一个为自由而战的自由国家的效应归功于雅典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由“纯粹的勇气和偶然性”赢得的胜利。 3 2500 周年纪念已经促成了两本新书的出版，可能会有更多：R. A. Billows 的《马拉松：一场战役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 4 以及 P. 克伦茨（本书其他贡献者之一），《马拉松之战》， 5 ，他们每个人都考虑了 490 年的战役和马拉松之战，以及更广泛的历史背景。比尔斯对将领之间的分歧提出了新的解释，而克伦茨则就实际战斗开始的原因、地点和方式提出了新的建议，我将在下文中提及。
除此之外，我从书面文献开始：主要是希罗多德，一些后世的零星记载，以及一些引人入胜的铭文。A. W. Gomme 在《希罗多德与马拉松》 6 一文中以“众所周知，希罗多德的马拉松叙述并不合格”开头，因为希罗多德不了解战争；他并非总是仔细核查其信息提供者的说法；而且关于波斯骑兵、雅典将领和波勒马霍斯、战斗前的延误以及延误的结束等方面存在矛盾，这意味着他的叙述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如今，人们对希罗多德的评价比半个世纪前更为同情，但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希罗多德的马拉松记载存在一些困难。Gomme 在两个特定点上引用了后世文献来解决一个难题；尽管至今仍无共识，但我认为他在这两个点上都是正确的。
(a) 米尔蒂亚德提出的雅典法令建议从雅典出发迎战波斯人，是一系列五世纪雅典文献中的一份，我们缺乏五世纪的证据，但自四世纪起就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我支持那些认为这些文献并非四世纪重新发现的原始文件，而是四世纪的重建文件 8 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根据的编造，但我们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真实信息。但我同意戈姆的观点，即希罗多德将立即战斗还是等待的分歧定位于马拉松，在雅典关于是否前往马拉松迎战波斯人还是留守保卫城市的争论中，这种分歧更有意义。 9
(b) 希罗多德关于为何数日后马拉松战役双方军队的延误结束并展开战斗的解释，尽管我们预期雅典人应继续等待斯巴达援军到来，但原因在于将领们轮流主持，每日一人，尽管米太亚德的支持者在他们值班时愿意让步，但他等到自己的值班日才开战。 10 苏达辞书中的一条记载，以及内波斯《米太亚德传》中的一段文字，指向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波斯人已重新登船，这是他们向法勒鲁姆航行并攻击该城的第一步，而雅典人得知了这一消息。 11
1900 年描绘的马拉松之战。/ 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另一个赫罗多图斯未能充分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波斯军队选择在马拉松登陆，而非从法勒鲁姆乘船直接攻击雅典城。他公开的解释是，那里是阿提卡地区最适合骑兵作战的地点，且靠近埃雷特里亚。 12 实际上，法勒鲁姆与雅典城之间的平原同样适合骑兵作战。靠近埃雷特里亚可能有一定意义，我们可以补充的是，波斯人可以从埃雷特里亚迅速乘船前往马拉松，并在雅典人能够派出一支可观部队在那里对抗他们之前就登陆；但人们通常认为赫罗多图斯在他公开解释中补充的那句话具有重大意义，即与波斯人一同前来的前僭主希庇阿斯引导他们前往马拉松。东阿提卡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家乡，在那里希庇阿斯最有可能找到支持者，而庇西特拉图曾在约公元前 546 年最后一次夺取政权时，从埃雷特里亚乘船前往马拉松，并从那里向雅典进军。 13
我在上文提到，现在人们比半个世纪前更加同情地看待希罗多德。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如叙事学研究，使我们比前辈更加意识到，古代作家除了或甚至代替直接陈述事实之外，可能还在试图做各种其他事情。我认为这使我们比前几代学者更愿意接受传文本所说内容并试图理解它，而不是轻率地说文本必定有误，或者作家自认为在说真话但搞错了。有时，作家不被允许犯错。正如过去的伟大语文学家知道什么是好的希腊语，当手稿给他们提供的内容他们无法接受为好的希腊语时，他们会修改文本以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样，过去的伟大历史学家知道真相必须是什么，当手稿给他们提供的内容他们无法接受为真实时，他们也同样修改文本以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H. B. 在赫尔多特的新版图宾根版中，Rosén 试图消除文本中的语言“改进”，D. Asheri 同样急切地试图消除文本中的历史“改进”，而 D. Gilula 则从第 8-9 卷中举出了不负责任的校勘的例子，这些例子已经存在了太长时间。
我认为希罗多德关于马拉松的记述并未因狂野的修改而失真，但确实有学者比戈姆更进了一步，认为他们比希罗多德更清楚计划的内容和发生的事情。其中最为激进的是 J. A. R. 蒙罗，他首先在一系列文章中，后来在《剑桥古代史》第一版关于波斯战争的论述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15 在他 1899 年的马拉松文章中，他推测波斯人选择在马拉松而非法勒鲁姆登陆的原因是为了引诱雅典军队离开城市；波斯军队的一半将留在那里牵制雅典人，而另一半与希帕斯勾结，与城内的阿尔克迈翁派密谋，绕道前往法勒鲁姆，然后城市将被他们攻占。这依赖于涅波斯所说的波斯步兵有一半参与了战斗的说法。 16 米尔蒂亚德得知了波斯人的计划，并且（多亏了“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还得知了波斯人准备绕道前往法勒鲁姆的那一半军队何时登船，然后他发动了攻击。 后来，在《剑桥古代史》中，Munro 对赫罗多图斯的记述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不同看法：波斯军队从一开始就分兵行动，达提斯在马拉松登陆，而阿塔弗尼斯进攻埃雷特里亚；雅典军队本欲前往支援埃雷特里亚，但在得知达提斯已登陆后转向马拉松；埃雷特里亚的陷落使阿塔弗尼斯得以驶向阿提卡，因此马拉松的雅典军队不得不在等待斯巴达承诺的援助到来之前发动进攻。
在这个版本中，Munro 甚至不接受标准的战役日期——公元前 490/89 年的夏末—— 17 ，而是根据某些文本中马拉松与其他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将其时间从法涅皮普斯的执政时期移至公元前 491/90 年的夏末。 18 正如 Burn 所指出的，不仅没有任何史料支持这一理论，而且雅典人不可能考虑将全部军队派往阿提卡之外支援埃雷特里亚，从而使雅典自身暴露在攻击之下。 19
最近，一位挪威学者 J. H. Schreiner 将马拉松战役纳入他撰写的五世纪修正主义研究中，主要依据后期史料。他构想了两次马拉松战役：第一次发生在希腊营地附近，希腊人击败了波斯人的进攻；第二次发生在几天后，当时大部分波斯人已经重新登船，而希腊人在夜间袭击并击败了留在陆地的波斯人，随后是雅典海军阻止了波斯人在法勒鲁姆登陆。但将不同地方的零散段落拼凑在一起，并假设它们是来自一个真实记载的幸存片段，从而证明我们主要五世纪来源的记载不真实，这种做法并不令人满意。
古典斯巴达城古地图（基于古代资料而非考古学）。/ 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撇开 Munro 的问题，490/89 年已被接受为这场战役的年份，但具体日期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信使到达斯巴达时正值该月第九天，被告知斯巴达人必须等到满月才能出发（如果日历与月相没有脱节，满月本应在第十五天）。 21 普鲁塔克在其文章《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中抱怨说，斯巴达人经常不等满月就出发（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可能只是特定于庆祝卡内亚节——该月第二季度——的禁忌），而且战役发生在雅典年第三个月波德罗米翁的第六天，因此等待满月不应阻止斯巴达人。 22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波德罗米翁的第六天并非战役日期，而是后续纪念日的日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该月第六天是阿尔忒弥斯的神圣之日，而战役实际上发生在上个月的中间，即梅塔吉特尼翁月；普鲁塔克在其他地方将梅塔吉特尼翁与卡内亚节等同起来。 23 如果雅典和斯巴达的历法都与月亮同步——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可能并非事实——则存在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在公元前 490 年，夏至前有一个新月，这可能被正确检测并归入 491/90 年，也可能被错误地视为 490/89 年的第一个新月。如果该新月被正确检测，那么卡尼乌斯/梅塔盖提尼翁月的满月应该出现在 9 月中旬，很难想象一年中已经过去了这么多，马拉松战役才在那时进行。如果那个新月被错误地认为发生在夏至之后，那么卡尼乌斯/梅塔盖提尼翁月的满月和马拉松战役就会落在 8 月中旬，这种解决方案通常更受青睐。 24
关于公元前 490 年战役前的事件，存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顺序问题。在《历史》第六卷中，希罗多德从爱奥尼亚起义继续讲到公元前 492 年的马多尼乌斯战役以及公元前 491 年大流士对萨索斯的最后通牒；接着他提到大流士派遣使者要求希腊人投降；这引出了一个涉及雅典、斯巴达和埃癸纳的复杂故事；之后他转向公元前 490 年的战役。 25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公元前 491 年夏季和公元前 490 年夏季之间，雅典、斯巴达和埃癸纳的故事中包含太多事件，无法容纳，并且经常有人提出，其中许多事件发生在马拉松战役后的 480 年代初。 26 这并非希罗多德读者所期望的，N. G. L. 霍姆德恩为希罗多德将故事置于公元前 491/90 年进行辩护，认为所有事件都可以在留出几个月的时间后得到容纳。 27 我同意霍姆德恩的看法，即希罗多德在马拉松战役前叙述的事件应该发生在马拉松战役之前，但我难以接受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一年之内。 福雷斯特在另一篇文章中简要提出了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我最近对此进行了倡导——当希罗多德提到大流士派使节前往希腊时，他是在追溯历史但并未明确说明，大流士的使节并非在 491/90 年，即马拉松战役前不久派出，而是在 493/92 年，即马多尼乌斯战役前不久派出。 28 这样就能确保在马拉松战役之前完成整个事件序列。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否希望马多尼乌斯能够到达中希腊和南希腊，大流士已经将中希腊和南希腊纳入了他的目标——我很乐意相信这一点。正如希罗多德在谈到马多尼乌斯远征时所说，支持爱奥尼亚起义的埃雷特里亚和雅典是这次远征的“前沿阵地”（显然它们是公元前 490 年远征的主要目标），但大流士希望征服尽可能多的希腊城邦（他的使者被派往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的各个城市）。
现代学者喜欢数字，但他们常常不喜欢他们在古文中发现的数字。对于马拉松战役参战部队，希罗多德除了波斯舰队 600 艘三列桨战船外，没有给出总数，这似乎是他波斯舰队的标准数字。 30 后续资料给出了雅典方面士兵数量为 10,000 人，包括或不包括普拉提亚的 1,000 人， 31 无论其依据如何，这个数量级似乎可信。波斯方面，最低的数字是涅波斯给出的——500 艘战船，200,000 名步兵（其中 100,000 人参与战斗：参见上文）和 10,000 名骑兵——但这显然过多，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大约 20,000 人。 32 希罗多德确实给出了死亡人数：192 名雅典人和 6,400 名波斯人。 33 这种比例对于一个重装步兵与轻装部队近距离作战的战役来说是可信的，192 人可能是雅典人在马拉松收集并安葬的实际尸体数量，但波斯人 6,400 人的数字是如何得出的？6,400 正好是 192 的 33⅓倍，这是否具有特殊意义？ 34 至于有人建议雅典的重装步兵在帕特农神庙的饰带中重新出现为骑兵， 35 我担心如果不是由如此杰出的学者提出，这一观点永远不会被认真对待。
菲迪皮德斯雕像旁的马拉松之路。/图片来源：神之锤 27，维基共享资源
菲里庇德斯或菲里庇迪斯在两天内跑完 140 英里/225 公里的斯巴达之旅似乎并非一项非凡的成就。 36 柏拉图声称斯巴达没有立即回应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在与迈锡尼人作战的说法，半个世纪前曾有一些支持者，至今仍未完全被放弃，但其支持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这个解释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被发明的，当时早期的宗教解释不再显得那么可信。 37 另一次跑步，即战斗后从马拉松到雅典宣布胜利的跑步，现代马拉松赛就是以此为基础设计的，似乎在公元前四世纪进入了传统，但只有琉善将这次跑步也归功于菲里庇德斯。 38
正如我所言，这些铭文颇为引人入胜。其中之一是据考证为科林斯城邦长卡利马霍斯的题献铭文， 39 开头为[Καλίμαχοςμ ̓ἀν]έθεκεν（“卡利马霍斯为我题献”）——但卡利马霍斯在战役中阵亡，因此他不可能在战役后亲自题献。如果考证无误，最简单的解释是，他在战役前立誓题献，战役后其家族以他的名义完成了题献；另一种建议是，第 1-3 行是卡利马霍斯为泛雅典娜节所作的题献，第 4-5 行则是在他马拉松战役阵亡后添加的。无论如何，这篇题献提醒我们，我们所了解的战役故事实际上是米太亚德的故事，如果米太亚德阵亡而卡利马霍斯未死，我们或许会有不同的故事。至于米太亚德本人，我们需前往奥林匹亚，在那里，题献给宙斯的头盔的米太亚德通常被认为是马拉松战役的米太亚德，尽管这次题献或许属于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40
接着有一系列纪功铭文，纪念波斯战争中的某些成就，但究竟是哪场战役——马拉松战役，还是萨拉米斯战役，或是其他战役？这个问题在 1987 年发现另一块来自同一纪念碑的石刻后被改变：最近 A. P. Matthaiou 认为该纪念碑是马拉松阵亡将士的灵碑，在雅典设立，作为马拉松纪念碑的对应物，但 A. Petrovic ́则声称它纪念了 490 年和 480-479 年所有雅典战役中的阵亡将士。 42 最近在伯罗奔尼撒发现了一篇新的马拉松纪功铭文，并发表了部分厄瑞克提斯部落的伤亡名单，Petrovic ́在此进行了讨论。 43 另一篇文本肯定与马拉松有关，但关于与之相关的建筑存在一个问题：德尔斐雅典圣殿旁的一个基座上陈列着马拉松战役的雅典献祭品。 44 帕萨尼亚斯声称该圣殿是用该次胜利的战利品建造的； 45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圣殿比基座更古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帕萨尼亚斯终究是对的。
在马拉松战役的背景研究中，波斯波利斯出土的一块泥板文献做出了有趣的贡献，该文献是迈锡尼希腊线性 B 泥板文献在波斯人中的对应物。大流士在可能的情况下，只任命波斯人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要么与他本人有亲属关系，要么是他在公元前 522 年夺取政权时支持他的六人之一，但在公元前 490 年战役的两位指挥官中，有一个显著的例外——米底人达提斯。 46 我们仍然不知道达提斯是如何在大流士手下获得如此高的地位的，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他第一次与波斯帝国希腊边境接触。这块泥板显示，他在公元前 494 年 1 月/2 月访问萨尔迪斯后返回国王处，此时米利都即将陷落，爱奥尼亚起义也即将被最终镇压。他可能随后返回小亚细亚，而林迪安神庙编年史中提到的他对罗德岛的攻击可能属于公元前 494 年而非公元前 490 年。 47
我们是否也能引用钱币学？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雅典的“猫头鹰”币的设计被修改，在雅典娜的头盔上添加了橄榄冠，并在背面添加了月牙。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另一些人则想到了萨拉米斯战役，但检测硬币变化与已知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是一项冒险的生意。冷静的克雷伊只准备设想现代化硬币与波斯战争后的复兴雅典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雅典古钱币，正面铸有雅典娜头像，背面有橄榄枝、猫头鹰和“αθε”的初字母，即“雅典”的缩写。约公元前 510-500/490 年。/照片由古典钱币集团提供，维基共享资源 Commons
马拉松为地形考察和辩论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49 人们普遍认为波斯军营位于平原的东北端，而雅典军营位于西南端， 50 但雅典军营的确切位置以及战斗的确切地点又在哪里呢？据推测，军营和战斗都不应该位于村庄内部，但该位置也一直存在争议。军营位于赫拉克勒斯的神圣场所：关于这一点，学者们长期以来在靠近海岸的地点和内陆的地点之间意见不一，但现在似乎越来越确定沿海的地点是赫拉克利乌姆的正确位置。 51 一个靠近弗拉纳的内陆地点被认为是村庄最可能的地点，现在被确定为普罗巴林图斯，而马拉松村庄的最佳位置似乎是在索罗斯东北部沿海的普拉西。 52 雅典人安葬的索罗斯本身也位于赫拉克利乌姆东北部沿海附近， 53 而人们通常认为战斗就在附近进行。 帕萨尼亚斯提到普拉泰亚人和奴隶的独立坟墓，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位于索罗斯以西 1½英里（2.5 公里）的坟墓就是这座坟墓，并且索罗斯和这座坟墓分别标明了雅典军队右翼和左翼的位置。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并未证实这一识别，尽管马拉松博物馆仍接受这一说法，而且帕萨尼亚斯的第二座坟墓很可能是一座 19 世纪被看到但现已不存在的土丘。 54 普里克勒画廊中的一幅画作展示了溃逃的波斯人落入沼泽， 55 这就是平原东北部直到 20 世纪被排干之前的“大沼泽”；而平原西南出口处的“小沼泽”，也在 20 世纪被排干，当时很可能并不存在； 56 此外，来自山区的溪流——如今横穿平原的查德拉河——在没有任何记载中提及，推测当时它要么不存在，要么流向截然不同的路线，或者晚夏时节极其干涸，不足以构成显著障碍。 57 E.范德普尔重新发现了 W. M.所见纪念碑的遗迹。 19 世纪，利克和其他人在沼泽西部末端梅索斯波里蒂斯小教堂附近，距离索罗斯东北约 2 英里/3 公里处，再次确认了利克将此处与帕萨尼亚斯提到的“白色石头战利品”相识别的观点。 58 塞昆达和克伦茨都认为，这比索罗斯更能表明战斗发生地。 59
还需要提及另一个地形问题，即雅典与马拉松之间的路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当时的自然路线是现在的主要道路，该路线穿过赫米特斯山和彭泰利科山之间的帕莱内，然后沿着海岸向北至马拉松，全程约 25 英里/40 公里。汉德姆以其体力出众而闻名，更倾向于通过塞菲西斯山区的较短路线，全程约 22 英里/35 公里； 60 但对于大量军队而言，显然更容易的路线更可取。如果赫拉克利움的海岸位置正确，那么雅典军营将直接覆盖平原通往海岸路线的出口，而波斯人要到达汉德姆路线的起点，就必须经过雅典军营的前方。
我现在转向 Sachkritik，探讨实际操作层面以及我们可能真正相信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我之前提到，我同意 Gomme 的看法，即雅典人之间的分歧更有可能发生在雅典本身，关于是否前往马拉松或留在城内，而不是在马拉松，关于是否战斗。在马拉松，雅典人正在等待斯巴达的支援，而波斯人则在等待希帕斯促成对雅典的背叛： 61 需要解释的是（而修昔底德仅通过米利泰德等待自己的时机来解释），为何在上述两件事均未发生的情况下，战斗仍然爆发了，而“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一现象的方式。
如果，正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这场战役是在雅典人所在平原的一端进行的，那么尽管雅典人攻击了波斯人，但波斯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向雅典人营地推进， 62 也许是为了挑战雅典人进行战斗，就像他们可能在之前的几天也这样做过一样；也许是为了掩护他们重新登船的开始。雅典人决定战斗。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削弱了中军，以便使自己的战线与波斯人的战线一样长，他们以跑步的速度（δρόμῳ）向前推进了 8 个斯达德（略少于 1 英里/1.5 公里），然后，正如米利泰德斯所希望的那样，当波斯人击退了削弱的中军时，两翼便向他们合围。 63 人们常常认为，削弱的中军是一个故意设下的陷阱，波斯人掉入了其中，但这并非总是如此。 64 雅典人的推进引发了一些关于物理上可能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负载沉重的希腊重装步兵无法以跑步方式前进 8 斯塔德： 65 Grundy 曾提到“快速步伐”； 66 我曾在英国见过轻步兵快速行军，但那是由轻步兵完成的，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甚至能在多远的距离上保持这种状态。在其他地方，δρόμῳ并不总是指“跑步”：修昔底德将其用于描述布拉西达斯通过色萨利向北进行的“强行军”。 67 更近期的调查被认为证实了重装步兵无法以跑步方式前进 8 斯塔德： 68 要么“跑步”就是 Grundy 所说的“快速步伐”，要么——Grundy 考虑过而近期调查更倾向的另一种可能性——士兵们直到进入波斯人箭程范围内才开始奔跑。
大流士在苏萨宫殿的波斯弓箭手。/ 照片由 mshamma 拍摄，近东博物馆，维基共享资源
然而，克伦茨在其新书中认为，这场战役是在更东北方向，靠近纪念碑和沼泽地进行的，因此是雅典人首先发起了进攻。他认为米太迪亚斯确实等待了他在担任最高指挥官的那一天，他的计划是在波斯骑兵部署到平原之前就攻击波斯步兵（克伦茨不接受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并且马拉松的步兵战士并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装备精良，他们实际上可以跑 8 个斯达德（尽管他认为“慢跑”比“跑”更合适的术语）。
据希罗多德记载，这场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 70 然而，学者们有时试图将大量后续活动挤入同一天： 71 波斯人在爱吉利亚岛收集了他们之前存放的埃雷特里亚战俘，并乘船绕到法勒鲁姆，希望在天雅典军队返回保卫城市之前抵达该城，但雅典军队通过陆路迅速返回，当波斯人到达时，他们已经到达了位于城市东南部的科诺斯阿格， 72 据说那著名的通过盾牌发出的信号是在波斯人已经登上他们的船只时发出的。汉德蒙认为，这样的信号不可能在上午 9 点左右之后发出；因此，这场漫长的战斗很可能在日出后不久，即大约早上 5.30 分开始，而雅典军队可能在上午 9 至 10 点之间开始行军，并在日落前约 6.30 分到达科诺斯阿格（他自己曾通过一条特别艰难的路线从雅典走到马拉松，用了六个小时，然后，在适当疲惫之后，又用了七个小时返回）。他认为雅典人的行军大约需要八个小时，而波斯人的航行大约需要九个小时。 73 他对 20 世纪初那些认为波斯人的航行和雅典人的行军都不可能在战斗当天完成的观点不屑一顾。 74 然而，早期的谨慎似乎是有道理的。(a) 我们不知道信使的位置（或者，当然，信使传递了什么信息），而且无论如何，在白天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出某种闪烁信号。 75 (b) 波斯人航行的前半段（向南至苏尼翁）和后半段（向西北至法勒雷姆）的条件很可能都不理想；航行可能持续了长达 30-45 小时。 76 战斗不一定在清晨开始和结束，无论波斯人了解多少，雅典人都应该知道波斯人不可能在战斗当天到达法勒雷姆。
与马拉松战役相关的还有各种政治问题。在当代作家中，R·奥斯本对军事史兴趣不大，但在他的著作《早期希腊：正在形成的希腊》中，他不得不简要地包含了波斯战争。他确实说过“马拉松对整个希腊在军事上至关重要”，但他接着说，“但这不应掩盖它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巨大政治重要性”。对于波斯战争总体而言，他说，“我们几乎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回答希腊人自己已经回答的任何问题。在古代，人们投入了太多资源来回答希腊人是如何击败波斯人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无法从部分传统中剥离出真相。我们能做的是利用竞争传统之间的张力，通过这样做，揭示这些年城邦政治的本质，从而揭示战争留下的古典遗产”。
雅典军队的传统指挥官是波勒马霍斯，他是九位执政官之一，但在某些特定战役中可能会临时任命战略官（“将军”）。 78 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 508/07 年设立了十位年度将军，每部落一位，并于公元前 501/00 年首次任命。 79 马拉松战役是一次特殊情况，敌军大举入侵阿提卡，整个雅典军队外出迎战敌人。所有十位将军和波勒马霍斯都随军出征：他们彼此之间的地位如何？
更晚些时候，当每个部族只设一名将军的原则被修改后，这十名将军理论上地位平等，唯一的例外是 407/06 年，当时所有史料都记载阿尔西比亚德斯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80 在《雅典政制》记载十名将军的设立时，补充提到“执政官是全军统帅”（22.2：τῆςδὲἁπάσηςστρατιᾶςἡγεμὼνἦνὁπολέμαρχος）。在希罗多德对马拉松战役的记述中，将军们显然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他们派信使前往斯巴达，率领军队前往马拉松，并在到达马拉松后就如何行动产生了分歧。 81 为了解决这一分歧，米太迪亚德斯引入了拥有第十一票的执政官卡利马库斯（因为他是第十一票的投票者），因为在过去（τὸπαλαιὸν），雅典人将执政官的投票权与将军们平等对待（ὁμόψηφος），凭借他的支持，米太迪亚德斯获得了战斗的决定权。 82 我之前提到过希罗多德声称将军们轮流主持，每天一人，那些同意米太迪亚德斯的人提出让步，但他等待自己的日子来发起攻击。 83 我认为这并非解释为何该战役在此时发生的原因，但我相信在此情况下，将军们确实同意轮流主持。 84 在这场战役中，科林马库斯作为波勒马库斯，位于右翼指挥位置，"因为当时这是雅典人的惯例"。 85
马拉松沼泽地。/ 照片由 Seisma 提供，维基共享资源
我在上文提到，我们所拥有的马拉松之战的故事是米太亚德的故事，而卡利马霍斯的故事可能有所不同。但希罗多德给出了详细、一致且可信的记述，我认为这是由巴迪安修改后的汉德姆所正确阐述的。 86 这十位将军并非来自他们的机构，而是隶属于波勒马霍斯的部落军团，而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在马拉松之战时，波勒马霍斯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他与将军们拥有同等投票权（希罗多德的τὸπαλαιὸν指的是那个时代，而非某个更早的时代），在战斗中他占据了传统的指挥官位置在右翼（这也是《雅典政治》中"ἡγεμὼν"的含义）；但在马拉松之战后，波勒马霍斯再也没有与军队一起出现。希罗多德记载卡利马霍斯是通过抽签任命的，而《雅典政治》中记载直到公元前 487/86 年重新引入"κλήρωσιςἐκπροκρίτων"之前，执政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帕萨尼亚斯则记载卡利马霍斯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87 要么是希罗多德粗心地将后来的做法错误地应用了，要么是在马拉松之战时，九位执政官作为一个整体被选举产生，但具体谁担任哪个职位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马拉松战役与盾牌信号相关的另一个政治问题。希罗多德报告称，阿尔克美翁家族被认为对此负责，后来他回到这一主题，认为阿尔克美翁家族不可能对此负责，因为他们明显敌视僭主统治，因此不可能希望波斯获胜并恢复希庇阿的统治。确实发出了盾牌信号，但希罗多德无法说明是谁负责的。然而，希罗多德的论证并不足以免除阿尔克美翁家族的责任。他自己的叙述表明，在庇西特拉图掌权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阿尔克美翁家族的梅加克勒斯与他合作，直到庇西特拉图拒绝与梅加克勒斯之女生育子女。尽管希罗多德似乎认为阿尔克美翁家族从庇西特拉图最终夺取政权到希庇阿被驱逐期间一直流亡在外，但一份刻有执政官名单的残片表明，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 525/24 年担任执政官。阿尔克美翁家族并非在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存在的整个期间都持反对态度。 当放逐制度在公元前 480 年代开始使用时，前三位受害者是 Charmus 之子 Hipparchus，可能为希庇亚斯之孙；阿尔克迈翁家族的 Megacles；以及雅典政治学所称的另一位"僭主之友"。 92 在公元前 480 年代被投票放逐的其他男性包括另外两位阿尔克迈翁家族成员 Hippocrates 和 Callixenus，而针对 Callixenus 的放逐陶片上称他为[πρ]οδότες（"叛徒"）。 93 似乎无论克莱斯忒涅斯设立放逐制度的初衷如何，其首次使用便是针对马拉松战役后与庇西特拉图家族和阿尔克迈翁家族有关联的男性。阿尔克迈翁家族可能并未与波斯人合作，但认为他们合作的怀疑并非后来产生，而是当时就存在，这表明他们在公元前 490 年时至少并非如此明显地反波斯，以至于使这种怀疑站不住脚。A. Ruberto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此置于历史背景中，将其视为一系列证据之一，表明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某些雅典人在某些情况下愿意与波斯人达成协议。 94
然而，另一个政治问题涉及马拉松和萨拉米斯对雅典在波斯人面前的两大成就的竞争性主张。在 470 年代，雅典最杰出的两个人是米利泰德之子西蒙，以及负责雅典海军扩建和 480 年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人——提米斯托克利斯。西蒙和提米斯托克利斯在多个方面存在竞争，这场竞争以提米斯托克利斯首先被放逐，然后作为流亡者逃往波斯告终，而西蒙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 460 年代末期。他们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涉及对马拉松、米利泰德和重装步兵，以及萨拉米斯、提米斯托克利斯和海军的主张。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创作于 473/72 年，当时提米斯托克利斯正受到攻击，其赞助人是伯里克利，后来成为西蒙的主要对手。这部剧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解读，我认为不应采用其中一种解读而排斥其他解读；但这部剧聚焦于萨拉米斯以及引发这场战役向薛西斯传达的信息，尽管没有提及提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 一种被大力倡导的解读方式是将其视为对该辩论的贡献，支持萨拉米斯和提米斯托克利的观点，反对马拉松和米太迪亚斯的观点。 95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好战的老人都是马拉松战争的退伍军人； 96 马拉松战役很快就附会上了许多传说。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已经读到雅典的跑步者与阿尔卡迪亚的山中的潘神相遇，并且在战斗中，雅典人埃皮泽洛斯被一位强大战士的幻影弄瞎了眼睛，这位战士杀死了他身旁的人。 97 战斗中忒修斯的显灵被包括在斯托阿·波伊基勒的画作中；几个世纪后，保萨尼亚斯记录了这些事，并且还写道夜晚仍能听到马嘶声和人们战斗的声音，阿塔弗尼斯的马曾喝过的水槽，他帐篷在岩石上的痕迹，以及英雄埃克托吕斯出现并用犁铧杀死许多野蛮人的事迹。 98
希腊军队在马拉松战役中冲锋，乔治·罗歇罗，1859 年。/ 图片来自维基媒体共享
关于波斯人，我们知道他们在公元前 490 年在帝国西北角遭遇挫折后，于公元前 480-479 年以更庞大的兵力卷土重来，并在随后的挫折后，他们再也没有入侵欧洲，尽管希腊人肯定预料他们会这样做。除此之外，我们拥有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 472 年的《波斯人》中虚构的波斯人对萨拉米斯（Salamis）的反应，但波斯人对马拉松的反应则留给了第二 Sophistic（Second Sophistic）时期的作家去想象。狄奥·克雷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建议他们将马拉松描绘成波斯人成功征服纳克索斯（Naxo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战役的一个偶然后续事件，涉及不超过二十艘战船，而亚历山大城的阿埃利乌斯·忒昂（Aelius Theon）则将达提斯（Datis）在马拉松战役后对国王说的话作为“拟人化”（prosopopoiïa）的例子（但他没有说明那可能是什么内容）。 99 20 世纪的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也想象了波斯人对马拉松的反应：
Truth-loving Persians do not dwell upon
热爱真理的波斯人不会纠结于
The trivial skirmish fought near Marathon.
马拉松附近的一场琐碎冲突。
As for the Greek theatrical tradition
至于希腊戏剧传统
Which represents that summer’s expedition
这代表了夏季的远征
Not as a mere reconnaissance in force
并非仅仅作为兵力侦察
By three brigades of foot and one of horse
由三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组成
(Their left flank covered by some obsolete
（他们的左翼由一些过时的...）
Light craft detached from the main Persian fleet)
轻型舰船脱离了波斯主力舰队）
But as a grandiose, ill-starred attempt
但这是一次宏大而命运不济的尝试
To conquer Greece – they treat it with contempt;
试图征服希腊——他们对此不屑一顾；
And only incidentally refute
并且只是偶然地驳斥
Major Greek claims, by stressing what repute
主要的希腊论点，通过强调什么声誉
The Persian Monarch and the Persian nation
波斯君主和波斯民族
Won by this salutary demonstration:
通过这种有益的示范所赢得：
Despite a strong defence and adverse weather
尽管有坚强的防御和不利天气
All arms combined magnificently together.100
所有力量壮丽地汇聚在一起。 100
审视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胜利后，在古代的接受情况，使我引出最后一个主题——接受，这已成为近年来古典学领域的一个流行领域。当然，马拉松战役在古代及之后的接受情况，是本卷的整体主题。我作为编委之一的一本关于波斯战争文化反应的近期书籍中，包括 T. Rood 的一章，标题（引自 E. S. Creasy 的著作，见下文）为“从马拉松到滑铁卢”。 101 在其中，他指出：“如果……18 世纪是温泉关的时代，那么 19 世纪如果不是完全的马拉松时代，至少是马拉松在决定性战役中超越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时代”。 102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在她大约 13 岁时，写了一首 1462 行的史诗《马拉松之战》（其增饰包括在战斗中阿里斯提德杀死了希庇阿斯）。 103 拜伦受到马拉松的启发——例如：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
群山俯瞰马拉松——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马拉松俯瞰大海；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独自在那里沉思了整整一小时，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我梦见希腊或许仍能自由。
B. R. Haydon 于 1829 年绘制了《尤克勒斯之死》（给予那个跑回雅典报胜利消息之人的名字之一），罗伯特·布朗宁于 1879 年写了一首关于“菲迪皮德斯”的诗，追随琉善将两次奔跑都归功于他。J. S. Mill 在评论 Grote 的《希腊史》第一卷时，首先宣称“马拉松之战，即使作为英国历史中的一件事件，也比 1066 年威廉征服者击败英格兰人的黑斯廷斯之战更为重要”。E. S. Creasy 将马拉松视为他《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中的第一场，从马拉松到滑铁卢。 104 我确信，在现代世界中对马拉松的理解和运用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当时，就其直接后果而言，马拉松之战对雅典人来说是一场胜利，这增强了他们日益增长的自信心。这一胜利促使波斯人在十年后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希腊入侵。尽管希腊人最初试图阻止波斯人的进攻未能成功，但最终希腊人再次取得了胜利，其后果持续了 150 年，我们对此非常熟悉。比尔斯和克伦茨都在其著作的结尾提出了“如果事情发展 differently 会怎样”的问题。 105 马拉松之战，正如其最终发展那样，成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讲述自身故事的重要元素，本卷中的几篇论文探讨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马拉松的雅典人故事被提奥丰波斯视为雅典人欺骗希腊人的一个实例。 106
因此，尽管马拉松战役作为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击败波斯人的战斗当然非常重要，但它对军事历史学家的吸引力并不局限于此。它引发了关于书面资料（包括文学和碑文）、年代学、考古学和地形学、实际操作、雅典政治以及最近关于马拉松在希腊后续和现代的接受情况等问题。因此，对于对希腊有各种兴趣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马拉松促成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和文集。
1. 感谢马拉松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参加，感谢那些听过这篇论文并与我讨论马拉松的人，以及那些能够指引我找到下面第 84 条中引用的文章的人；也感谢克伦茨教授，他赠予我关于马拉松的书籍，并告知我其他关于这场战役的最新著作。
2. N. Whatley,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Marathon and other ancient battles’, JHS 84 (1964) 119-39.
3. J. F.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490-479 BC (Warminster 1993) 75–80.
4. R. A. Billows, Marathon: how one battle changed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 London 2010).
R. A. Billows，《马拉松之战：一场战役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纽约 & 伦敦，2010 年）。
5. P.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ew Haven 2010); cf. his chapter in this volume.
P. Krentz，《马拉松之战》（纽黑文，2010 年）；参见本书中的其章节。
6. A. W. Gomme, ‘Herodotos and Marathon’, Phoenix 6 (1952) 77-83 = More 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62) 29-37.
A. W. Gomme，《希罗多德与马拉松》，《凤凰》6（1952 年）77-83 页 = 《更多古希腊史与文学随笔》（牛津，1962 年）29-37 页。
7. Arist. Rhet. 3.1411a9-11; Dem. 19, Embassy 303; Plut. Quaest. Conv. 628E; Paus. 7.15.7.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3.1411a9-11；德摩斯梯尼，《第 19 篇演说词》，《使团演说词》303；普鲁塔克，《宴会问答录》628E；保萨尼亚斯，《导览记》7.15.7。
8. The classic exposition of this view is C. Habicht, ‘Fal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thens im Zeitalter der Perserkriege’, Hermes 89 (1961) 1-35.
这一观点的经典阐述是 C. Habicht 的《波斯战争时代关于雅典历史的伪造文献》，《赫耳墨斯》89（1961 年）1-35 页。
9. Hdt. 6.109. Nep. 1, Milt. 4.4-5.2 has Miltiades prevailing in a debate in Athens.
《历史》6.109。《尼俄柏传》1，《米尔提亚德斯传》4.4-5.2 记载米尔提亚德斯在雅典的辩论中获胜。
10. Hdt. 6.110.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11-13, accepts 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 (below), and suggests that the disagreement occurred when it was known that the Persians were embarking their cavalry, and concerned whether to return and defend the city or to stay at Marathon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fight.
《历史》6.110。比尔洛斯，《马拉松》（见上注 4）211-13 页，接受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见下文），并认为分歧发生在当人们得知波斯人正在登船时骑兵时，人们担心是返回保卫城市还是留在马拉松抓住机会战斗。
11. Suda (χ 444) 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 (‘the cavalry separate’); Nep. 1, Milt. 5.3. Opponents of this solution infer from the surprise at the Athenians’ lack of cavalry which Herodotus attributes to the Persians (6.112.2) that the Persians’ cavalry did take part in the battle; and their cavalry did take part in Nep. 1, Milt. 5.3.
《苏达辞书》（χ 444）χωρὶςἱππεῖς（“骑兵分离”）；《尼俄柏传》1，《米尔提亚德斯传》5.3。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希罗多德归因于波斯人（6.112.2）对雅典人缺乏骑兵的惊讶中推断，波斯人的骑兵确实参加了战斗；并且他们的骑兵确实参加了《尼俄柏传》1，《米尔提亚德斯传》5.3。
12. Hdt. 6.102. 希罗多德，6.102。
13. Pisistratus leader of the hyperakrioi, Hdt. 1.59.3, from Brauron, the later Philaidae, [Plat.] Hipparch. 228b; Plut. Sol. 10.3; c. 546, Hdt. 1.62.1. Significance of Hippias already in G.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 ‘new edition’ in 12 volumes 1869/84) IV 260 = (‘new edition’ in 10 volumes 1888) IV 22-23.
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作为高地人的领袖，希罗多德，1.59.3，来自布拉乌рон，后来的菲莱达伊人，[柏拉图]《 Hipparchus》228b；普鲁塔克《索伦传》10.3；约公元前 546 年，希罗多德，1.62.1。希庇亚斯的重要性已在 G. Grote 的《希腊史》（伦敦，'新版本'于 12 卷 1869/84 年）IV 260 =（'新版本'于 10 卷 1888 年）IV 22-23 中体现。
14. H. B. Rosén, Herodoti historiae, 2 vols. (Leipzig 1987-97); D. Asheri, Erodoto: le storie, libro I (Milan 1988) cxv (not included in D. Asheri et al.,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Oxford 2007]); D. Gilula, ‘Who was actually buried in the first of the three Spartan graves (Hdt. 9.85.1)? Textu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in Herodotus and his world. Essays from a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eorge Forrest, ed., P. Derow and R. Parker (Oxford 2003) 73-87.
H. B. Rosén，《希罗多德的历史》，2 卷（莱比锡 1987-97 年）；D. Asheri，《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米兰 1988 年）cxv（未包含在 D. Asheri 等人，《希罗多德评注》，第一至四卷[牛津 2007 年]中）；D. Gilula，《谁实际上被埋葬在斯巴达三个坟墓中的第一个（希罗多德，9.85.1）？文本和历史问题》，收录于《希罗多德及其世界。纪念乔治·福雷斯特的会议论文集》，P. Derow 和 R. Parker 编（牛津 2003 年）73-87 页。
15. 《波斯战争的一些观察，1. 马拉松战役》，JHS 19（1899 年）185-97 页（随后在卷 22（1902 年）和卷 24（1904 年）中分别有关于 480 年和 479 年的文章）；《剑桥古代史》IV（剑桥 1926 年）229-52 页。
16. Nep. 1, Milt. 4.1, 5.4.
尼泊尔 1 号，军事 4.1，5.4。
17. 在相关情况下，我使用下划线来表示雅典年的前半部分或后半部分。
18. CAH IV (n. 15 above) 232-33, 245, answered by T. J. Cadoux, ‘The Athenian archons from Kreon to Hypsichides’, JHS 68 (1949) 70-123, at 117 n. 253. Phaenippus, e.g., Ath. Pol. 22.3.
CAH IV（上述第 15 条）232-33，245，由 T. J. Cadoux 回答，‘从克里昂到希皮希德斯时期的雅典执政官’，JHS 68（1949）70-123，第 117 条注释 253。例如，法涅皮波斯，参见《雅典政治》22.3。
19. A. R.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c. 546-478 BC (London 1962) 238 n. 5. However, this theory is revived by G. Steinhauer, ὁΜαραθὼνκαὶτὸἀρχαιολογικὸμουσείο / Marathon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2009, in Greek and English editions) 96-97, 100-01, 111.
A. R. Burn，《波斯与希腊：西方的防御，约公元前 546-478 年》（伦敦，1962 年）238 条注释 5。然而，这一理论由 G. Steinhauer 重新提出，ὁΜαραθὼνκαὶτὸἀρχαιολογικὸμουσείο / 《马拉松与考古博物馆》（雅典，2009 年，有希腊语和英语版本）96-97，100-01，111。
20. J. H. Schreiner, ‘The battles of 490 BC’, PCPS 196 = 216 (1970) 97-112; Two battles and two bills: Marathon and the Athenian fleet (Oslo 2004); ‘The battle of Phaleron in 490 BC’, SO 82 (2007) 30-34.
J. H. Schreiner，《公元前 490 年的战役》，PCPS 196 = 216（1970）97-112；两场战役与两份法案：马拉松与雅典舰队（奥斯陆，2004 年）；《公元前 490 年的法勒隆战役》，SO 82（2007）30-34。
21. Hdt. 6.106.3. 希罗多德，历史，第 6 卷，第 106 节，第 3 段。
22. Plut. De Her. Mal. 861E-862A; also Cam. 19.5, De Glor. Ath. 349F.
普鲁塔克，《关于恶棍的演讲》，第 861E-862A 节；另见卡米洛，《关于雅典的荣耀》，第 19.5 节，第 349F 节。
23. Metageitnion = Carneius, Plut. Nic. 28.2.
Metageitnion 即卡尼乌斯，普鲁塔克，《尼卡俄斯传》，第 28.2 节。
24. See, e.g., G. Busolt, Griechische Geschichte II 2 (Gotha 1895) 580 n. 3, 596 n. 4;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 (n. 19 above) 240-41 n. 10, 257, both thinking August more likely; D. W. Olson et al., ‘The moon and the Marathon’, Sky and Telescope 108.3 (September 2004) 34-41, reckon that the full moon of Carneius ought to have been that of August. N. G. L.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of Marathon’, JHS 88 (1968) 13-57, at 40-41 =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Oxford 1973) 170-250 at 216-17, considered 6 Boedromion to be not the date of the celebration after the battle but the date of the vow to Artemis made before the battle (Xen. An. 3.2.11-12). Calendars out of step with the moon, and 6 Boedromion the actual date of the battle, e.g. W. K. Pritchett, ‘Julian dates and Greek calendars’, CP 42 (1947) 235-43, at 238, ‘Calendars of Athens again’, BCH 81 (1957) 269-301, at 278-79; and Pritchett also doubted the normal assumption that the full moon must be that of Carneius: in his Ancient Greek military practices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Classical Studies 7 [1971]) = The Greek state at war I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74) 116-26. See also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80-82, 224.
参见 G. Busolt, 《希腊史》第二卷第 2 册（戈 tha 1895 年）第 580 页注 3，第 596 页注 4；Burn, 《波斯与希腊》（上述第 n 条注）第 240-41 页注 10，第 257 页，均认为 8 月更可能；D. W. Olson 等，《月亮与马拉松》，《天空与望远镜》第 108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第 34-41 页，推算卡内乌斯月圆应为 8 月。N. G. L. Hammond，《战役与马拉松之战》，《英国历史杂志》第 88 卷（1968 年）第 13-57 页，第 40-41 页 = 《希腊史研究》（牛津 1973 年）第 170-250 页，第 216-17 页，认为 6 月波德罗米翁并非战役后的庆典日期，而是战役前的献祭阿耳忒弥斯之誓约日期（修昔底德，《历史》3.2.11-12）。与月亮不符的日历，以及 6 月波德罗米翁为实际战役日期，例如 W. K. Pritchett，《朱利安历日与希腊日历》，《古典学研究》第 42 卷（1947 年）第 235-43 页，第 238 页，《雅典日历再论》，《伯罗奔尼撒考古与历史杂志》第 81 卷（1957 年）第 269-301 页，第 278-79 页；Pritchett 也质疑通常假设的满月必须是卡内乌斯月的正常观点：在他的《古希腊军事实践》第一卷（加州大学古典研究出版物第 7 册[1971 年]）= 《希腊国家与战争》第一卷（伯克利与洛杉矶 1974 年）第 116-26 页。 参见克伦茨，《马拉松之战》（见注释 5，第 180-82 页，224 页）。
25. Mardonius in 492, Hdt. 6.43-45; Thasos in 491, 46-48.1; heralds to Greece, 48.1-49.1; Athens, Sparta and Aegina, 49-93; campaign of 490, 94-124.
马多尼乌斯在 492 年，希罗多德《历史》第 6.43-45 页；萨索斯在 491 年，第 46-48.1 页。向希腊派遣使者，第 48.1-49.1 页；雅典、斯巴达和埃吉纳，第 49-93 页；490 年的战役，第 94-124 页。
26. E.g. A. Andrewes, ‘Athens and Aegina, 510-480’, ABSA 37 (1936/37) 1-7, placing part of the story after 490, and noting that most previous scholars had placed all of it after 490; T. J. Figueira, ‘The chronolog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Athens and Aegina in Herodotus Bk. 6’, QUCC 57 = 228 (1988) 49-89. A. J. Podlecki, ‘Athens and Aegina’, Historia 25 (1976) 396-413, at 396-403, eased the chronological problem in the other direction by suggesting that some of the events which Herodotus mentions here belong to the earlier phase in the conflict.
例如，A.安德鲁斯，《雅典与埃吉纳，510-480 年》，《ABS A》37（1936/37）第 1-7 页，将故事的一部分置于 490 年后，并指出大多数先前学者将整个故事置于 490 年后；T. J.菲吉拉，《希罗多德第六卷中雅典与埃吉纳冲突的编年史》，《QUCC》57 = 228（1988）第 49-89 页。A. J.波德莱基，《雅典与埃吉纳》，《Historia》25（1976）第 396-413 页，在第 396-403 页，通过提出希罗多德在此提到的某些事件属于冲突的早期阶段，从另一方面缓解了时间顺序问题。
27. N. G. L. Hammond, ‘Studies in Greek chronology of the sixth and fifth centuries BC’, Historia 4 (1955) 371-411, at 387-88, 406-11 = Collected studies I (Amsterdam 1993) 355-95 at 371-72, 390-95; cf. L. H. Jeffery, ‘The campaign between Athens and Aegina in the years before Salamis (Herodotus, 6.87-93)’, AJP 83 (1962) 44-54.
N. G. L.哈蒙德，《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的希腊编年史研究》，《Historia》4（1955）第 371-411 页，在第 387-88 页，406-11 页 = 收集研究 I（阿姆斯特丹 1993 年）第 355-95 页，第 371-72 页，390-95 页；参见 L. H.杰弗里，《萨拉米斯战役前雅典与埃吉纳之间的战役》（希罗多德，第 6.87-93 页）》，《美国古典学会杂志》83（1962）第 44-54 页。
28. W. G. Forrest, ‘The tradition of Hippias’ expulsion from Athens’, GRBS 10 (1969) 277-86, at 285, where this is a parallel to the suggestion that at 5.62.2 Herodotus backtracked when mentioning the Alcmaeonids’ taking the contract to rebuild the temple of Apollo at Delphi; P. J. Rhodes, ‘Herodotean chronology revisited’, in Herodotus and his world, ed. Derow and Parker(n. 14 above) 58-72, at 61-62.
W. G. Forrest，《希庇阿斯被逐出雅典的传统》，GRBS 10（1969）277-86，第 285 页，此处与赫罗多托斯在提及阿尔克美翁家族承包重建德尔斐阿波罗神庙（5.62.2）时有所回溯的建议形成平行；P. J. Rhodes，《重审赫罗多托斯年代学》，载于 Derow 和 Parker 编《赫罗多托斯及其世界》（见上注 14），第 58-72 页，第 61-62 页。
29. Purpose of Mardonius’ campaign, Hdt. 6.44.1; heralds, 6.48.1-49.1.
马多尼乌斯战役的目的，见 Hdt. 6.44.1；传令兵，见 6.48.1-49.1。
30. Hdt. 6.95.2; cf. Scythian expedition, 4.87.1, battle of Lade, 6.9.1, and the 1,207 of 480 is just over double that, 7.89-95, 184.1.
见 Hdt. 6.95.2；参见斯基泰远征，4.87.1，拉迪亚战役，6.9.1，480 年的 1207 人略多于两倍，见 7.89-95，184.1。
31. Including the Plataeans, Nep. 1, Milt. 5.1; excluding, Just. 2.9.9.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05-06, thinks that the Athenians could have numbered c. 20,000 and that numbers on the two sides were about even.
包括普拉提亚人，见 Nep. 1，Milt. 5.1；不包括，见 Just. 2.9.9。Krentz，《马拉松战役》（见上注 5），第 105-06 页，认为雅典人可能约有 20,000 人，双方人数大致相当。
32. Nep. 1, Milt. 4.1, 5.4. 20,000 maximum, C. Hignett, Xerxes’ invasion of Greece (Oxford 1963) 59; 24,000 infantry and 1,000 cavalry,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46-47. A survey of modern views: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209 (Persian), 211-12 (Athenian).
尼泊尔 1 号，军事 4.1，5.4。最多 20,000 人，C. Hignett，《薛西斯入侵希腊》（牛津 1963 年）第 59 页；24,000 步兵和 1,000 骑兵，Lazenby，《希腊的防御》（见上注 3）第 46-47 页。现代观点综述：Krentz，《马拉松之战》（见上注 5）第 209 页（波斯），211-12 页（雅典）。
33. Hdt. 6.117.1. 希罗多德 6.117.1。
34. H. C. Avery, ‘The number of Persian dead at Marathon’, Historia 22 (1973) 757; W. F. Wyatt, Jr., ‘Persian dead at Marathon’, Historia 25 (1976) 483-84. J. Labarbe, La loi navale de Thémistocle (Paris 1957) 165-66, suggested that since 6,400 : 300,000 = 192 : 9,000, the 6,400 was based on assumptions of a Persian army of 300,000 and the same proportion killed on each side. But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27, thinks the 6,400 was based on a careful count.
H. C. Avery，《马拉松波斯阵亡人数》，载《历史》22（1973 年）第 757 页；W. F. Wyatt, Jr.，《马拉松波斯阵亡人数》，载《历史》25（1976 年）第 483-84 页。J. Labarbe，《忒弥斯托克利的海军法典》（巴黎 1957 年）第 165-66 页，提出由于 6,400 : 300,000 = 192 : 9,000，因此 6,400 是基于波斯军队有 300,000 人的假设，并且双方伤亡比例相同。但 Billows，《马拉松之战》（见上注 4）第 227 页，认为 6,400 是基于仔细统计得出的。
35. J. Boardman, ‘The Parthenon frieze – another view’, in Festschrift für Frank Brommer, ed. U. Höckmann and A. Krug (Mainz 1977) 39-49.
J. Boardman，《帕特农神庙饰带——另一种观点》，载《纪念 Frank Brommer 文集》，U. Höckmann 和 A. Krug 编（美因茨 1977 年）第 39-49 页。
36. Hdt. 6.105-06. See most recently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52-53; D. L. Christensen et al., ‘Herodotos and hemerodromoi: Pheidippides’ run from Athens to Sparta in 490 BC from historical and 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s’, Hermes 137 (2009) 148-69.
希罗多德，第六卷，105-06 节。参见最近 Lazenby，《希腊的防御》（如上注 3）第 52-53 页；D. L. Christensen 等，《希罗多德与每日行者：从历史和生理学角度看公元前 490 年费迪皮德斯从雅典到斯巴达的奔跑》，《赫耳墨斯》137 期（2009 年）第 148-69 页。
37. Plat. Leg. 3.692d,698d-e: championed by G. Dickins, ‘The growth of Spartan policy’, JHS 32 (1912) 1-42, at 31-32; made fashionable by L. H. Jeffery, ‘Comments on some archaic Greek inscriptions’, JHS 69 (1949) 25-38, at 26-30 no. 4, suggesting an early fifth-century date for M&L 22 (later in her life she favoured later dates for other Spartan inscriptions but did not return to this one); against, e.g., H. T. Wade-Gery, ‘The “Rhianos-hypothesis”’,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ed. E. Badian (Oxford 1966) 289-302.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London 22002) 132-33, professes an open mind;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n. 5 above) 109-10, inclines to believe both the religious reason and the alternative.
柏拉图，《法律篇》3.692d,698d-e：由 G. Dickins 在其《斯巴达政策的成长》（《英国历史杂志》32 期，1912 年，第 1-42 页，第 31-32 页）中大力倡导；由 L. H. Jeffery 在其《关于一些古希腊铭文的评论》（《英国历史杂志》69 期，1949 年，第 25-38 页，第 26-30 页第 4 号）中推广，建议将 M&L 22 的日期定在早期五世纪（在她生命的后期，她倾向于为其他斯巴达铭文选择更晚的日期，但没有回到这一篇）；反对者例如 H. T. Wade-Gery 在其《“里安诺斯假说”》（收录于《古代社会与制度：献给维克多·埃伦伯格 75 岁生日的论文集》，E. Badian 编，牛津，1966 年，第 289-302 页）。P. Cartledge，《斯巴达与拉哥尼亚》（伦敦，2002 年，第 132-33 页）表示持开放态度；Krentz，《马拉松之战》（如上注 5，第 109-10 页）倾向于相信宗教原因和替代原因。
38. Plut. De Glor. Ath. 347C, contrasting the identifications of the runner by Heraclides Ponticus and ‘most’; Lucian, Laps. 3. See F. J. Frost, ‘The dubious origins of the Marathon’, AJAH 4 (1976) 159-63. See also, on this dedication in particular and on Persian War monuments in general, C. M. Keesling, ‘The Callimachus monument on the Athenian acropolis (CEG 256) and Athenian commemoration of the Persian wars’,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epigram, ed. M. Baumbach et al. (Cambridge 2010) 100-30.
普鲁塔克，《阿特拉斯的荣耀》347C，对比赫拉克利德·庞图斯和“大多数”对跑步者的识别；卢西安，《遗忘者》3。参见 F. J. Frost，《马拉松可疑的起源》，《美国古典学会杂志》4（1976）159-63。另参见，关于这一题词特别以及关于波斯战争纪念碑总体而言，C. M. Keesling，《卡利马科斯在雅典卫城上的纪念碑（CEG 256）与雅典对波斯战争的纪念》，载于《古希腊铭文》，M. Baumbach 等编（剑桥 2010）100-30。
39. M&L 18 = CEG 256 = IG I3 784 (see IG I3 for bibliography on this and the other Athenian inscriptions cited). Panathenaic dedication with ll. 4–5 added later, E. B. Harrison, ‘The victory of Kallimachos’, GRBS 12 (1971) 5-24. Restoration as a dedication of Callimachus for the victory at Marathon was doubted altogether by P. Amandry, ‘Collection Paul Canellopoulos (I)’, BCH 95 (1971) 585-626, at 625-26 n. 106. See also, on this dedication in particular and on Persian War monuments in general, C. M. Keesling, ‘The Callimachus monument on the Athenian acropolis (CEG 256) and Athenian commemoration of the Persian wars’,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epigram, ed. M. Baumbach et al. (Cambridge 2010) 100-30.
M&L 18 = CEG 256 = IG I3 784（参见 IG I3 获取有关本条目及其他雅典铭文的参考文献）。这是一块泛雅典娜节献祭铭文，第 4-5 行是后来添加的，E. B. Harrison，《卡利马科斯的胜利》，GRBS 12（1971）第 5-24 页。P. Amandry 在《保罗·坎纳洛普洛斯收藏（I）》中完全质疑了将其作为卡利马科斯为马拉松胜利献祭的修复观点，BCH 95（1971）第 585-626 页，第 625-26 页注释 106。另见 C. M. Keesling，《雅典卫城上的卡利马科斯纪念碑（CEG 256）与雅典对波斯战争的纪念》，收录于 M. Baumbach 等编，《古希腊古风和古典铭文》，剑桥 2010 年版，第 100-30 页，关于这块献祭碑本身及波斯战争纪念碑的总体讨论。
40. Olympia Museum B 2600: E. Kunze, V 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in Olympia (Berlin 1956) 69-74, cf., e.g., A. and N. Yalouris, Olympia: the museum and sanctuary (Athens 1991) 93; the inscription (= IG I3 1472) reads Μιλτιάδεςἀ̣νέ[θ]εκεν [: τ]ι∆ί (‘Miltiades’ dedicated [it] to Zeus’). The Persian helmet – B 5100; Kunze, VII 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in Olympia (Berlin 1961) 129-37; with the inscription (= IG I3 1467) ∆ιὶ ̓ΑθεναῖοιΜέδονλαβόντες (‘the Athenians [dedicated it] to Zeus, having taken it from the Medes’) – probably reflects a later occasion.
奥林匹亚博物馆 B 2600：E. Kunze，《奥林匹亚发掘报告》（柏林，1956 年）第 69-74 页，参见，例如 A.和 N. Yalouris，《奥林匹亚：博物馆与圣地》（雅典，1991 年）第 93 页；该铭文（= IG I3 1472）读作“Μιλτιάδεςἀ̣νέ[θ]εκεν [: τ]ι∆ί（‘米尔蒂亚德斯奉献[此物]给宙斯’）”。波斯头盔——B 5100；Kunze，《奥林匹亚发掘报告》第七报告（柏林，1961 年）第 129-37 页；配有铭文（= IG I3 1467）“∆ιὶ ̓ΑθεναῖοιΜέδονλαβόντες（‘雅典人将其奉献给宙斯，从波斯人手中夺获’）——可能反映了后来的情况。
41. M&L 26 = CEG 2-3 (without the additional block) = IG I3 503-04.
M&L 26 = CEG 2-3（不含附加板块）= IG I3 503-04。
42. A. P. Matthaiou, ‘ ̓Αθηναίοισιτεταγμένοισιἐντεμένεϊ ̔Ηρακλέος’, Herodotus and his world, ed. Derow and Parker (n. 14 above) 190-202, at 194-200; A. Petrovic ́, Kommentar zu den simonideischen Versinschriften, Mnemosyne Supp. 282 (Leiden and Boston 2007) 158-77, esp. 165-67.
A. P. Matthaiou，《在赫拉克勒斯庙中的雅典人》，收录于 Derow 和 Parker 编，《赫罗多托斯及其世界》（见上注 14）第 190-202 页，第 194-200 页；A. Petrovic，《西蒙尼德斯铭文诗评论》，Mnemosyne 增补卷 282（莱顿和波士顿，2007 年）第 158-77 页，尤其 165-67 页。
43. G. Spyropoulos, οἱστήλεςτῶνπεσόντωνστὴνμάχητοῦΜαραθῶναἀπὸτὴνἔπαυλητοῦ ̔Ηρώδη ̓ΑττικοῦστὴνΕὔαΚυνουρίας (Athens 2009); G. Steinhauer, ‘στήληπεσόντωντῆς ̓Ερεχθηίδος’, hόρος 17-21 (2004-09) 679-92, cf. his Marathon (n. 19 above) 122-23. See Petrovic ́ in this volume, pp. 53-56.
G. Spyropoulos，《从雅典英雄赫拉克勒斯墓到马拉松战役阵亡者纪念碑》（雅典，2009 年）；G. Steinhauer，《埃雷克特翁阵亡者纪念碑》，hόρος第 17-21 期（2004-09）第 679-92 页，参见其《马拉松》（见上注 19）第 122-23 页。见本卷中 Petrovic 的评论，第 53-56 页。
44. M&L 19 = IG I3 1463.
45. Paus. 10.11.5. K. W. Arafat stresses that being built from the spoils of a victory need not imply being built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victory: cf. Arafat in this volume, p. 81.
Paus. 10.11.5. K. W. Arafat 强调，由胜利的战利品建造的建筑不一定是为了庆祝胜利：参见本卷中 Arafat 的论述，第 81 页。
46. Hdt. 6.94.2, etc. Hdt. 6.94.2，等等。
47. The tablet, PF-NN 1809, published and discussed by D. M. Lewis, ‘Datis the Mede’, JHS 100 (1980) 194-95 = 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Cambridge 1997) 342-44; the tablet is no. 56 in M. Brosius, The Persian empire from Cyrus II to Artaxerxes I, LACTOR 16 (London 2000) and ch. 6 no. 41 in A.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London 2007). The Lindian Temple Chronicle, FGrH 532 §D: already in favour of 494 before Lewis published the tablet, e.g. K. J. Beloch, Griechische Geschichte 2 II.2 (Strassburg 1916) 81-83;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 (n. 19 above) 210-11, 218; in favour of 490, e.g.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94-95, 209.
该石板，PF-NN 1809，由 D. M. Lewis 发表和讨论于《JHS》100（1980）第 194-195 页，即《希腊和近东历史论文选集》（剑桥，1997）第 342-344 页；该石板是 M. Brosius《从大流士二世到阿塔薛西斯一世的波斯帝国》，LACTOR 16（伦敦，2000）中的第 56 号，也是 A. Kuhrt《波斯帝国》（伦敦，2007）第 6 章第 41 号。林迪安神庙编年史，FGrH 532 §D：在 Lewis 发表石板之前，已经支持 494 年，例如 K. J. Beloch，《希腊史》2 II.2（斯特拉斯堡，1916）第 81-83 页；Burn，《波斯与希腊》（如上所注）第 210-211 页，第 218 页；支持 490 年，例如 Krentz，《马拉松之战》（如上所注）第 94-95 页，第 209 页。
48. Marathon, J. P. Six, ‘Monnaies grecques, inédites et incertaines, xxix’, NC 3 15 (1895) 172-79, at 176, cf., e.g., C. T. Seltman, Greek coins (London 21955) 91-92; Burn, Persia and the Greeks (n. 19 above) 255-56; N. Sekunda, Marathon, 490 BC: the first Persian invasion of Greece (Oxford 2002) 45; Salamis: implied by H. H. Howorth, ‘The initial coinage of Athens, &c.’, NC 3 13 (1893) 241-46, at 245, cf., e.g., C. G. Starr, Athenian coinage, 480-449 BC (Oxford 1970) 3, 12-19; perhaps a general celebration, C. M. Kraay,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s (London 1976) 61-62.
马拉松，J. P. 六，《希腊钱币，未发表且不确定的，xxix》，NC 3 15（1895）172-79，第 176 页，参见，例如，C. T. 塞尔特曼，《希腊钱币》（伦敦，21955）91-92；伯恩，《波斯与希腊》（如上所注 n. 19）255-56；N. 塞昆达，《马拉松，公元前 490 年：波斯对希腊的第一次入侵》（牛津，2002）45；萨拉米斯：由 H. H. 霍沃斯，《雅典的初始铸币等》，NC 3 13（1893）241-46，第 245 页，参见，例如，C. G. 斯塔，《雅典铸币，公元前 480-449 年》（牛津，1970）3，12-19；可能是一般性庆祝，C. M. 克雷，《古希腊和古典希腊钱币》（伦敦，1976）61-62。
49.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cited for individual points below, see particularly W. K. Pritchett, Marath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Classical Archaeology 4.2 (Berkeley 1960); J. A. G. van der Veer, ‘The battle of Marathon: a topographical survey’, Mnemosyne 4 35 (1982) 290-321. The coastline of the bay of Marathon has undoubtedly moved over the centuries, but it is not clear where the line was in 490: for an up-to-date discussion see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14-17, 214-15.
除下文各点所引著作外，尤其参见 W. K. 普里切特，《马拉松》，加州大学古典考古学出版物 4.2（伯克利，1960）；J. A. G.范德维尔，《马拉松之战：地形调查》，《记忆》4 35（1982）290-321。马拉松湾的海岸在几个世纪中无疑已经移动，但在公元前 490 年时的具体位置尚不明确：关于最新讨论，参见克伦茨，《马拉松之战》（如上所注 n. 5）114-17，214-15。
50. More specifically, E. Vanderpool, ‘A monument to the battle of Marathon’, Hesperia 35 (1966) 93-106, at 103, suggests that the main camp was on the inland side of the great marsh; cf.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33 with 20 plan 3 = 203-04 with 181 fig. 11;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05, puts the cavalry’s camp there but the infantry on the coastal side of the marsh. On the other hand, Steinhauer, Marathon (n. 19 above) 95, thinks that is inappropriate to an attacking force and places the camp near Pausanias’ trophy at the west end of the marsh (see below with n. 58).
更具体地说，E.范德普尔在《赫斯珀里亚》第 35 卷（1966 年）第 93-106 页的文章《马拉松战役纪念碑》中提出，主营地位于大沼泽地的内陆一侧；参见汉德姆在上述第 24 条注释的《战役与战役》第 33 页，与第 20 页平面图 3 = 第 203-04 页与第 181 页图 11；克伦茨在上述第 5 条注释的《马拉松战役》第 105 页将骑兵营地设在那里，但步兵位于沼泽地的沿海一侧。另一方面，斯坦豪尔在上述第 19 条注释的《马拉松》第 95 页认为这不适合进攻部队，并将营地设在大沼泽地西端波桑尼亚斯纪念碑附近（见下文第 58 条注释）。
51. Hdt. 6.108.1 cf. 116; the coastal site is the find-spot of IG I3 3 and 1015 bis. See most recently Matthaiou, in Herodotus and his world, ed. Derow and Parker(n. 14 above), suggesting that the exit from the plain which the camp guarded formed the ‘gates’ in front of which the battle was fought according to IG I3 503/4, lapis A, ii;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18-21, 215.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map 5 and 208, still prefers the inland site.
希罗多德《历史》第 6.108.1 节，参见第 116 节；沿海遗址是 IG I3 3 和 1015 bis 的发现地。最近马塔休在《希罗多德及其世界》（德罗和帕克编辑，上述第 14 条注释）一书中提出，该营地所守平原的出口形成了“大门”，这些大门位于战斗发生地的前方，正如 IG I3 503/4，lapis A，ii 所述；克伦茨在上述第 5 条注释的《马拉松战役》第 118-21 页、215 页。比尔洛斯在上述第 4 条注释的《马拉松》第 5 页地图和第 208 页仍然倾向于内陆位置。
52. Inland site: E. Vanderpool, ‘The deme of Marathon and the Herakleion’, AJA 2 70 (1966) 319-23; Plasi: W. K. Pritchett,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topography I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Classical Studies 4 (Berkeley 1969) 1-11; S. Marinatos, ‘Further discoveries at Marathon’, AAA 3 (1970) 153-66, at 153-54; cf. J. S. Traill, Demos and trittys (Toronto 1986) 147-48;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21-22.
内陆遗址：E. Vanderpool，《马拉松的区划与赫拉克利翁》，《美国艺术与考古杂志》2 期 70 卷（1966 年）319-23 页；普拉西：W. K. Pritchett，《古希腊地理研究》II，加州大学古典研究出版物 4（伯克利 1969 年）1-11 页；S. Marinatos，《马拉松的进一步发现》，《美国人类学杂志》3 期（1970 年）153-66 页，第 153-54 页；参见 J. S. Traill，《区划与特里提斯》（多伦多 1986 年）147-48 页；Krentz，《马拉松之战》（见注 5）121-22 页。
53. See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22-29, 216-17. But even that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doubted, though I think unjustifiably: most recently, by S. N. Koumanoudis, ‘Μαραθῶνι’, AAA 11 (1978) 232-44, at 235-36, cf. AR 27 (1980/81) 5-6.
参见 Krentz，《马拉松之战》（见注 5）122-29 页，216-17 页。但即便这种识别也受到质疑，尽管我认为这种质疑是不合理的：最近由 S. N. Koumanoudis，《马拉松》（《美国人类学杂志》11 期，1978 年）232-44 页，第 235-36 页提出，参见《考古学杂志》27 期（1980/81 年）5-6 页。
54. Suggested by Marinatos, ‘Further discoveries’ (n. 52 above) 164-66: Paus. 1.32.3; see W. K. Pritchett, The Greek state at war IV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85) 126-29;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29-30, 217, does not definitively reject the identification but thinks it irrelevant to the location of the battle.
Marinatos，《进一步发现》（见注 52）164-66 页提出：Paus. 1.32.3；参见 W. K. Pritchett，《希腊国家与战争》IV（伯克利与洛杉矶 1985 年）126-29 页；Krentz，《马拉松之战》（见注 5）129-30 页，217 页，并未明确否定这种识别，但认为它与战役地点无关。
55. Paus. 1.15.3 cf. 32.7.
Paus. 1.15.3 参见 32.7 页。
56. But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65-66, cf. 55, is not certain of that; and Sekunda, Marathon (n. 48 above) 48, thinks it did exist but would be almost dry by late summer.
但 Lazenby 在《希腊的防御》（如上注 3）第 65-66 页中，对此并不确定；而 Sekunda 在《马拉松》（如上注 48）第 48 页中认为它确实存在，但到夏末几乎会干涸。
57. For references see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55 with n. 23.
参考文献参见 Lazenby，《希腊的防御》（如上注 3）第 55 页，并见注 23。
58. Vanderpool, ‘A monument’ (n. 50 above) 93-106;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30-32; cf. Paus. 1.32.5. Hauptmann Eschenburg found what were probably the bones of Persians near here: Topographische, archaeologische und militärische Betrachtungen auf dem Schlachtfelde von Marathon (Berlin 1886: non vidi) 10, cf. Wochenschr. Kl. Phil. 4 (1887) 152-56 + 182-87, AA 1 (1889) 33-39.
Vanderpool，《一座纪念碑》（如上注 50）第 93-106 页；Krentz，《马拉松之战》（如上注 5）第 130-32 页；参见 Paus. 1.32.5。Hauptmann Eschenburg 在此地附近发现了可能是波斯人的骨头：Topographische, archaeologische und militärische Betrachtungen auf dem Schlachtfelde von Marathon（柏林 1886 年：未见过）第 10 页，参见 Wochenschr. Kl. Phil. 4（1887）第 152-56 页及 182-87 页，AA 1（1889）第 33-39 页。
59. Sekunda, Marathon (n. 48 above) 59-64;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29-33.
Sekunda，《马拉松》（如上注 48）第 59-64 页；Krentz，《马拉松之战》（如上注 5）第 129-33 页。
60.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26, 34, 36-37 = 190, 205, 210; cf. earlier G. B. Grundy, The great Persian war and its preliminaries (London 1901) 164-65, 173-74, 186; but in CAH IV2 (Cambridge 1988) 507, 512, Hammond takes the Athenians to Marathon by both routes and back by the Pallene route.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29-30, thinks that after the battle the Athenians will have used both routes. Pisistratus c. 546 had taken the obvious route: Hdt. 1.59.
汉德姆，《战役与战斗》（见上注 24）26、34、36-37 = 190、205、210；参见早期 G. B. 格朗迪，《伟大的波斯战争及其前奏》（伦敦 1901 年）164-65、173-74、186；但在《剑桥历史》第四卷第二版（剑桥 1988 年）507、512 中，汉德姆认为雅典人通过两条路线前往马拉松，并沿帕尔内路线返回。比洛斯，《马拉松》（见上注 4）229-30，认为战斗后雅典人将使用两条路线。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 546 年采取了明显的路线：希罗多德《历史》1.59。
61. Hdt. 6.107-09, 121.1. 希罗多德《历史》6.107-09、121.1。
62. Cf.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62.
参见拉赞比，《希腊的防御》（见上注 3）62。
63. Hdt. 6.111-13. 希罗多德《历史》6.111-13。
64. Most recently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14-15, 225. Against that assumption,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64, 69-70, 79, with references to scholars who make the assumption; also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54, 158.
最近，比洛斯，马拉松（如上第 4 条注）214-15，225 页。针对这一假设，拉森比，希腊的防御（如上第 3 条注）64，69-70，79 页，并引用了做出这一假设的学者；此外还有克伦茨，马拉松之战（如上第 5 条注）154，158 页。
65. But the redoubtable Hammond included the run among the elements in Herodotus’ narrative which he considered ‘completely unimpeachable’: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28-29 = 194-95.
但令人钦佩的汉德蒙将跑步包括在希罗多德叙述中他认为“完全无可置疑”的元素中：“战役和战斗”（如上第 24 条注）28-29 页 = 194-95 页。
66. Grundy, The great Persian war (n. 60 above) 188 with n. *.
Grundy，《伟大的波斯战争》（见上注 60）第 188 页，*。
67. Thuc. 4.78.5: 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III (Oxford 1956) 544-45 ad loc., noted the relevance of this to Marathon.
修昔底德，4.78.5：A. W. Gomme，《修昔底德历史评论》第三卷（牛津，1956 年）第 544-45 页，注释此段，指出其与马拉松战役的相关性。
68. W. Donlan and J. Thompson, ‘The charge at Marathon: Herodotus, 6.112’, CJ 71 (1975/76) 339-43; ‘The charge at Marathon again’, CW 72 (1978/79) 419-20.
W. Donlan 和 J. Thompson，《马拉松冲锋：修昔底德，6.112》，《古典学杂志》71（1975/76 年）第 339-43 页；《再论马拉松冲锋》，《古典学评论》72（1978/79 年）第 419-20 页。
69.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location of battle, 129-33 (cf. above with n. 59); Miltiades’ day, 153 (cf. below with n. 84); plan to attack Persian infantry before cavalry could be deployed, 142-43; hoplites’ armour and run, 45-50, 143-52.
Krentz，《马拉松战役》（见上注 5）：战役地点，第 129-33 页（参见上注 59）；米利泰德的日子，第 153 页（参见下注 84）；计划在骑兵部署前攻击波斯步兵，第 142-43 页；重装步兵的盔甲和奔跑，第 45-50 页，第 143-52 页。
70. Hdt. 6.113.1. In Ar. Vesp. 1077-90 the veterans claim to have driven back the barbarians πρὸςἑσπέραν (‘until evening’), but that is perhaps not to be taken seriously as evidence.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56-57, reckons that from the Athenians’ advance to their return to camp the battle must have lasted at least six hours.
希罗多德 6.113.1. 在《雅典纪事》第 1077-90 行中，老兵声称他们将野蛮人击退至“黄昏”（意为“直到傍晚”），但这或许不能作为证据而认真对待。克伦茨在《马拉松之战》（见上注 5）第 156-57 页中计算，从雅典人出发到返回营地，这场战斗至少持续了六个小时。
71. No text states that the Persians reached Phalerum on the day of the battle; Plut. Arist. 5.5 states that the Athenians reached Athens on the day of the battle, but the ambiguous De Glor. Ath. 350E may mean that they returned on the day after the battle, ΜιλτιάδηςμὲνγὰρἄραςἐςΜαραθῶνατῇὑστεραίᾳτὴνμάχηνσυνάψαςἧκενἐςἄστυμετὰτῆςστρατιᾶςνινικηκώς (‘Miltiades set off for Marathon and after doing battle next day arrived in the city victorious’). In addition to the other studies cited here, J. P. Holoka, ‘Marathon and the myth of the same day march’, GRBS 38 (1997) 329-53, reckons that neither the Athenians nor the Persians could have made their journey on the day of the battle.
没有文字记载波斯人在战斗当天到达法勒鲁姆；普鲁塔克《阿里斯忒 ides》第 5.5 节记载雅典人在战斗当天到达雅典，但《雅典的荣耀》第 350E 节可能意味着他们在战斗第二天返回，文中写道：“米尔蒂亚德斯于次日抵达马拉松，在战斗中获胜后回到雅典，并带着军队”（“Miltiades set off for Marathon and after doing battle next day arrived in the city victorious”）。除了此处引用的其他研究外，J. P. Holoka 在《马拉松与同日行军神话》，载于《古希腊研究》第 38 卷（1997）第 329-53 页中，认为雅典人和波斯人都无法在战斗当天完成他们的行程。
72. Hdt. 6.115-16. That the shield was used to flash a heliographic signal is not stated by Herodotus but has been widely assumed. Plut. De Her. Mal. 862C-863A doub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l.
希罗多德，第六卷，115-16 节。希罗多德并未记载盾牌被用于发出日影信号，但这一观点已被广泛假设。普鲁塔克，《论恶行》，862C-863A 节对信号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73.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36-37 = 209-11, cf. 43 = 220-21; cf. the timings of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27-30, who assumes that the first Persian ships set sail at daybreak, before the battle.
哈蒙德，《战役与战斗》（上述注释 24）36-37 页 = 209-11 页，参见 43 页 = 220-21 页；参见比洛斯，《马拉松》（上述注释 4）227-30 页，他认为波斯第一艘船是在黎明时分，战斗之前启航的。
74.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43 n. 126 = 221 n. 1.
哈蒙德，《战役与战斗》（上述注释 24）43 页注释 126 = 221 页注释 1。
75. A. T. Hodge and L. A. Losada, ‘The time of the shield signal at Marathon’, AJA 2 74 (1970) 31-36.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72-73, and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28, doubt whether there was a signal at all;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61-63, 222-23, accepts that there was some signal and discusses reinterpretations.
A. T. 霍奇与 L. A. 洛萨达，《马拉松盾牌信号的时间》，美国艺术与考古学会杂志第 2 卷第 74 期（1970 年）31-36 页。拉赞比，《希腊的防御》（上述注释 3）72-73 页，以及比洛斯，《马拉松》（上述注释 4）228 页，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信号；克伦茨，《马拉松之战》（上述注释 5）161-63 页，222-23 页，接受确实存在某种信号，并讨论了重新解释。
76. A. T. Hodge, ‘Marathon to Phaleron’, JHS 95 (1975) 169-71, ‘Marathon: the Persians’ voyage’, TAPA 105 (1975) 155-73.
A. T. Hodge，《从马拉松到法勒隆》，《英国历史杂志》95 卷（1975 年）169-71 页，《马拉松：波斯人的航行》，《美国古典学会会刊》105 卷（1975 年）155-73 页。
77. R.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2 2009): on Marathon and its aftermath, 311-16; quotations from 313, 312.
R. Osborne，《希腊的塑造：1200-479 BCE》（伦敦，2009 年第二版）：关于马拉松及其后续事件，311-16 页；引文来自 313 页、312 页。
78. Generals: e.g. Pisistratus against Megara: Hdt. 1.59.4.
将军：例如，庇西特拉图对抗梅加拉：希罗多德，《历史》1.59.4。
79. Ath. Pol. 22.2 (with ἔτειπέμπτῳ emended to ἔτειὀγδόῳ).
《雅典政治》22.2 节（将“第五年”的希腊文“ἔτειπέμπτῳ”修订为“ἔτειὀγδόῳ”）。
80. Equality of generals, K. J. Dover, ‘δέκατοςαὐτός’, JHS 80 (1960) 61-77 = 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 Collected papers 2 (Oxford 1988), 159-80. Alcibiades in 407/06, Xen. Hell. 1.4.20; Diod. Sic. 13.69.1-3; Plut. Alc. 33.2-3.
将帅平等，K. J. 多弗，“第十”，《历史杂志》80（1960）61-77 页 = 《希腊人与他们的遗产》，论文集 2（牛津 1988 年），159-80 页。阿尔西比亚德斯在 407/06 年，修昔底德《历史》1.4.20；狄奥多罗斯《 Sicilia 历史学家》13.69.1-3；普鲁塔克《阿尔西比亚德斯》33.2-3。
81. Hdt. 6.105.1, 106.1; 103.1; 109.1.
希罗多德《历史》6.105.1，106.1；103.1；109.1。
82. Hdt. 6.109-10. 希罗多德《历史》6.109-10。
83. Hdt. 6.110. 希罗多德《历史》6.110。
84. Daily rotation is implied by the accounts of Arginusae and Aegospotami in Diod. Sic. 13.97.6, 106.1. W. G. Forrest was willing to accept that explanation: ‘Motivation in Herodotos: the case of the Ionian Revolt’,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 (1979) 311-22, at 321; cf.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53.
《改变西方文明：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之战与现代学术》中，关于阿尔戈斯和埃格 ospotami 的记载暗示了日常轮换，见于 Diod. Sic. 13.97.6, 106.1。W. G. Forrest 愿意接受这种解释：“Herodotos 中的动机：以爱奥尼亚起义为例”，《国际历史评论》1（1979）311-22，第 321 页；参见 Krentz，《马拉松之战》（如上第 5 条注）153。
85. Hdt. 6.111.1. Hdt. 6.111.1。
86. Hammond,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n. 24 above) 48-50 cf. 45 = 229-33 cf. 223-24, ‘Strategia and hegemonia in fifth-century Athens’, CQ 2 19 (1969) 111-44 at 119-23, revised as ‘Problems of command in fifth-century Athens’, in Studies (n. 24 above) 346-94 at 358-64; E. Badian, ‘Archons and strategoi’, Antichthon 5 (1971) 1-34, at 21-27.
Hammond，《战役与战斗》（如上第 24 条注）48-50，参见 45 = 229-33，参见 223-24，“五世纪雅典的战略与霸权”，《古典学杂志》2 19（1969）111-44，第 119-23 页，修订为“五世纪雅典的指挥问题”，收录于《研究》（如上第 24 条注）346-94，第 358-64 页；E. Badian，《执政官与战略官》，《Antichthon》5（1971）1-34，第 21-27 页。
87. Hdt. 6.109.2; Ath. Pol. 22.5; Paus. 1.15.3.
Hdt. 6.109.2；Ath. Pol. 22.5；Paus. 1.15.3。
88. Hdt. 6.115, 121-24. 希罗多德 6.115, 121-24。
89. Hdt. 1.60.2-61.2, cf. Ath. Pol. 14.4-15.1.
希罗多德 1.60.2-61.2，参见《雅典政治》14.4-15.1。
90. Hdt. 1.64.4, 5.62.2. 希罗多德 1.64.4, 5.62.2。
91. M&L 6. c. 3 = IG I3 1031.18.
马恩和勒夫 6. 第 3 章 = IG I3 1031.18。
92. Ath. Pol. 22.4–6. 《雅典政治》22.4–6。
93. Hippocrates, Agora 25, 50-61, S. Brenne, Ostrakismos und Prominenz in Athen,Tyche Supp. 3 (Vienna 2001) 166-67 no. 105; Callixenus, Agora 25, 66-88, [πρ]οδότες, 88 no. 589, Brenne, Ostrakismos und Prominenz 186-88 no. 124.
希波克拉底，《集会纪事》25，50-61，S. Brenne，《雅典的陶片放逐制与显要人物》，Tyche 增补 3（维也纳 2001 年）166-67 第 105 号；卡利克塞努斯，《集会纪事》25，66-88，[πρ]οδότες，88 第 589 号，Brenne，《雅典的陶片放逐制与显要人物》186-88 第 124 号。
94. A. Ruberto, ‘Il demos, gli aristocratici e i Persiani: il rapporto con la Persia nella politica ateniese dal 507 al 479 a.C.’, Historia 59 (2010) 1-25.
A. Ruberto，《民众、贵族与波斯人：507 至 479 年雅典与波斯的政见》，Historia 59（2010）1-25。
95. See, for instance, W. G. Forrest, ‘Themistokles and Argos’, CQ 2 10 (1960) 221-41, at 236; A. J. Podlecki, Aeschylus and Athenian politics (Ann Arbor 1966) 9-17; J. A. Davison, ‘Aeschylus and Athenian politics, 472-456 BC’,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ed. Badian (n. 37 above) 93-107, at 101-03; E. M. Hall, Aeschylus, Persians (Warminster 1996) 11-12; A. H. Sommerstein, ‘The theatre audience, the demos and the Suppliants of Aeschylus’, in Greek tragedy and the historian, ed. C. B. R. Pelling (Oxford 1997) 63-79, at 73. For doubts see Pelling, ‘Aeschylus’ Persae and history’, in Greek tragedy and the historian 1-19, at 9-12.
参见 W. G. Forrest，《忒弥斯托克勒斯与阿尔戈斯》，CQ 2 10（1960）221-41，第 236 页；A. J. Podlecki，《埃斯库罗斯与雅典政治》（安娜堡 1966 年）9-17；J. A. Davison，《埃斯库罗斯与雅典政治，472-456 BC》，收录于 Badian 编《古代社会与制度》（见前注 37）93-107，第 101-03 页；E. M. Hall，《埃斯库罗斯，《波斯人》（沃明斯特 1996 年）11-12；A. H. Sommerstein，《戏剧观众、民众与埃斯库罗斯的《 suppliants 》，》收录于 C. B. R. Pelling 编《希腊悲剧与历史学家》（牛津 1997 年）63-79，第 73 页。关于质疑，参见 Pelling，《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与历史》，收录于《希腊悲剧与历史学家》1-19，第 9-12 页。
96. Ar. Ach. 181, etc. For Marathon in comedy see Carey and Papadodima in this volume.
《改变西方文明：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之战与现代学术》中，参见 Ar. Ach. 181 等。在喜剧中关于马拉松的内容，参见本卷中的 Carey 和 Papadodima。
97. Pan, Hdt. 6.105-06.1; Epizelus, 117.2-3. For the legends cf. Lazenby, The defence of Greece (n. 3 above) 80.
参见 Pan, Hdt. 6.105-06.1；Epizelus, 117.2-3。关于传说，参见 Lazenby, 《希腊的防御》（见上注 3）第 80 页。
98. Paus. 1.15.3, 32.4, 7, 5.
参见 Paus. 1.15.3, 32.4, 7, 5。
99. Dio Chrys. Or. 11. Trojan 148 (with an account of 480 in §149); Theon, Progymnasmata 8 (115.19-20 Spengel). I was alerted to these texts by the paper of E. L. Bowie in this volume.
参见 Dio Chrys. Or. 11. Trojan 148（包含 480 年的记述，见§149）；Theon, Progymnasmata 8（115.19-20 Spengel）。这些文本由本卷中的 E. L. Bowie 的论文提醒我注意。
100. R. Graves, ‘The Persian version’, in his Collected poems 1975 (London 1975) 146 (apparently written in the mid-1940s). The remainder of the poem seems to deal with the events of 480 but to misdate them to 490.
R. Graves，《波斯版》，收录于其《诗集 1975》（伦敦，1975 年）第 146 页（据信写于 1940 年代中期）。诗歌的其余部分似乎处理的是 480 年的事件，但将其误记为 490 年。
101. T. Roo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Cultural responses to the Persian wars, ed. E. E. Bridges, E. M. Hall, and P. J. Rhodes (Oxford 2007) 267-97.
T. Rood，《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收录于 E. E. Bridges、E. M. Hall 和 P. J. Rhodes 编《对波斯战争的回应》（牛津，2007 年）第 267-97 页。
102. Roo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n. 101 above) 268.
Rood，《从马拉松到滑铁卢》（见上注 101）第 268 页。
103. E. Barrett
E. Barrett <布朗宁>（1806 年出生），《马拉松之战》（献辞日期为 1819 年；伦敦，1820 年；与 H. B. Forman 的序言一同再版，伦敦，1891 年；收录于例如 E. B. Browning 编《诗歌作品集》，F. G. Kenyon 编，伦敦，1904 年）第 1-24 页。希庇阿斯被亚里士提德杀死：第 1411-23 行。
104. Byron, Don Juan 3.86.3.1-4; Haydon, see Roo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n. 101 above) 268-71; R. Browning, ‘Pheidippides’, e.g., in The works (London 1912) IX.221-28; J. S. Mill, Edinburgh Review 84 (1846) 343-77, at 343 (unsigned) =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the classics, Collected works 11 (Toronto and London 1978) 273-305, at 273; E. S. Creasy, 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London 1851)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became so familiar an expression that it was used by Major-General Stanley in W. S. Gilbert, The pirates of Penzance).
拜伦，《唐璜》3.86.3.1-4；海登，参见罗德，《从马拉松到滑铁卢》（见上注 101）268-71；布朗宁，《费迪皮德斯》，例如见于《作品集》（伦敦，1912 年）IX.221-28；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爱丁堡评论》84（1846 年）343-77，第 343 页（无署名）=《哲学与古典文学论文集》，文集 11（多伦多和伦敦，1978 年）273-305，第 273 页；E. S. 克雷西，《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伦敦，1851 年）（“从马拉松到滑铁卢”已成为如此熟悉的表达，以至于它被准将斯坦利在 W. S. 吉尔伯特的《彭赞斯的海盗》中使用）。
105. Billows, Marathon (n. 4 above) 255-61; Krentz,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 5 above) 172-75.
比洛斯，《马拉松》（见上注 4）255-61；克伦茨，《马拉松战役》（见上注 5）172-75。
106. Theopomp. FGrH 115 F 153.
忒奥丰，《FGrH》115 F 153。
Contribution (3-21) from Marathon – 2,500 Years, edited by Christopher Carey and Michael Edwards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2.02.2013),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University of London, published by OAPEN under the terms of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license.